bet365体育在线篮球网址|bet365体育独家
中國經濟增長與周期國際高峰論壇

專家認為中國經濟要邁向高質量發展須重視兩個效率提升

《報告》指出,中國經濟要邁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必須重視兩個效率提升,即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同步提升。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直接決定了工資水平的增長速度,只有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才能穩步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的貢獻不斷提高,是企業技術進步和配置效率提升的綜合反映。經濟結構轉型升級與效率路徑重塑是中國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根本所在。

精彩觀點

會議時間

2018年6月30日-7月1日

會議地點

中國·北京

主辦單位

中國經濟增長與周期研究中心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
中國經濟實驗研究院
《經濟研究》雜志社
《經濟學動態》雜志社
香港《經濟導報》社
中歐金融與經濟發展研究中心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top現場圖片

top文字直播

以下文字由速記稿改編,未經發言者與論壇主辦方審核,轉載或引用請謹慎!中證網不承擔轉載引用以下文字所引發的任何后果。

  第十二屆中國經濟增長與周期高峰論壇(2018)

  時間:2018年6月30日

  地點:首農香山會議中心

  張連城:女士們,先生們,各位來賓,中國經濟增加第十二屆中國經濟增長與周期高峰論壇現在開幕!

  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本次論壇的主題是“邁向高質量發展與國家治理現代化”,同時本屆論壇繼2011年之后要發布第8次生活質量指數。主辦這次論壇的有中國經濟增長與周期研究中心,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首都經貿大學,經濟研究雜志社,經濟學動態雜志社,中國經濟實驗研究院,香港經濟導報社,還有新加盟的中國金融與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新加盟的還有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我是首都經貿大學中國經濟實驗研究院院長張連城,首先由我介紹部分與會嘉賓。參會的還有來自首都經貿大學中國社科院和其他高校的專家、教授、學者和博士研究生,我代表會議組織單位向所有女士、先生能參加這次會議表示衷心的感謝。

  參加本次論壇的媒體有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國經濟時報、中國證券報、經濟日報、中新社、搜狐網、中國日報、香港商報、經濟參考、中國經濟導報、經濟上報、每日經濟新聞、光明日報、新華網、中國國際廣播電臺、中國產經新聞、21世紀經濟報道、新浪網、中證網、中國經濟信息網,本次論壇由新浪網和中證網進行現場直播。

  張連城:下面第一項由主辦單位領導致辭。首先請第11屆、第12屆全國人大常委、財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經濟實驗研究院名譽院長郝如玉教授致辭。

  郝如玉:各位嘉賓,非常高興參加這樣一個長期的持久的高峰論壇,高質量,參加這么多年了,特別感謝組委會,社科院和首經貿的同志們,特別是張連城同志,從我開始參加就一直堅持到現在,確實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使得這個論壇已經在國內國際有很大的影響。

  今年2018年是我國改革開放40周年,改革開放給我們帶來的成就是舉世矚目的,但是當前中國所處的國內國際的經濟環境表明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因此,本屆的論壇主題為“邁向高質量發展與國家治理現代化”,再一次扣緊了中國經濟發展的脈絡,表明論壇對宏觀經濟的分析判斷具有前瞻性,政策建議也將會非常有針對性。另外,中國城市生活質量指數調研也進入了第8個年頭,在促進民生改善方面起了積極作用,在調研方面上與國際接軌,使生活質量分析具有國際可比較性。

  作為財政收入的工具和經濟調控的杠桿,稅收與我們本論壇討論的經濟主題密切的聯系。從稅收的情況來看,我們這些年做的最中心的工作就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落實稅收法定。落實稅收法定一方面來看,我們近幾年加快了從國務院條例上升為全國人大法律的步伐。也就是在11屆的時候我們立了一個法,就是《車船稅法》,12屆全國人大前年立了一個《環保法》,是今年1月1號開始實行。去年全國人大常委會上立了一個《煙葉稅法》,一個《船舶噸稅法》,也就是我們18個稅種中有6個是全國人大的法律了。6月底我們常委會上開始審議了個人所得稅的修法,社會上議論很多。我們去年12月,上一屆的人大常委會和今年4月份的人大常委會制定了2018年的稅收的立法計劃,這個立法計劃今年立法的有《稅收征管法》、《資源稅法》、《耕地占用稅法》,還有《個人所得稅法》,還有一些需要研究和論證的項目,包括《消費稅法》、《契稅法》、《印花稅法》、《房地產稅法》,這是在預備項目里的。我們講稅收法定第一個方面是我們從條例上升到人大法律的進程,但是我認為更重要的是理念的方面,就是我們國家確立了稅收法定原則,這是在理念上的最大進步,這是最重要的進步,過去我們一直講稅收是無償的強制的憑借國家政治權力向人民收取收入的工具,我在中財編教材的時候都是這么寫的,是國家憑借政治權力對人民征收。現在稅收法定了,是代表人民最高的代議機構不立法政府不得征稅,是由人民來決定稅法。這個理念是一個根本的轉變。我們現在觀念轉換了,要由人民來決定,由人民的代議機構全國人大或者全國人大常委會來定。也就是稅收法定決定了征稅要由人民和人民的代議機構全國人大決定。

  由此而見,稅收法定這樣一個理念不僅要求人民決定稅收收入的規模,即征多少稅的問題,更重要的是人民要決定在稅收中的支出,政府的支出,通過財政支出的多少,人民要決定政府支出的規模,決定政府支出的結構,要決定政府的職能,要政府的機構,要決定政府的人員多少。這是特別特別重要的。我們現在只是提出來了,我們要做到這一點還要有一個過程。從這個方面來看,稅收法定原則有著更重要的意義。

  大家最近老問個人所得稅、房產稅出臺不出臺,什么時候出臺,這個問題應該是我們怎樣參與稅法的制定,制定一個什么樣的良稅,優良的“良”,來適合中國的政治、經濟、人民的要求,我們怎么制定一個好法,制定一個良法是最重要的。所以,現在馬上涉及一個個人所得稅,前天已經公布了個人所得稅。這個稅起征點的爭議是非常大的。個人所得稅減稅工具特別多,里面的稅率,我們現在最高的稅率還是45%,在世界上就比較少了,但是這個是“雙刃劍”。我們可以往下降降到35%、37.5%都可以,但是我們要縮小貧富差距,我們對高收入的人就要用高一點的稅率,45%的稅率,就可以用稅率來調節稅負,實際上是這樣的,還可以用稅率最低是3%,我們可以降到1%,也是減。比如我們1%的所得,比如0-5000適用1%,如果我們想減稅1%的稅率0-5000,大家想想這個減稅幅度有多大。所以,不是一個起征點就死盯著這個起征點。起征點有一個最大的缺點它就是起征點定的越高,納稅的普通的面越小。我們在2000的時候起征點納稅人是8400萬,占城鎮工薪人口的28%多,但是我們到了3500的時候,納稅人銳減,占工薪人口的8%左右。所以,納稅不普遍。也就是你可以定低一點的稅率交10塊錢,交20塊錢,但是它比較普遍,公平的第一原則是普遍。

  我現在講為什么需要大家參加呢?給大家說一個個人所得稅修法的數據。個人所得稅在上一次修法的時候,一審以后就公布了修法的草案,掛到網上了,當時收到了23萬條意見。23萬條意見,83%的網民都說起征點3000太低了,要求漲。我們研究了很長時間,其實這是一個客觀沒辦法的事,我們要開各大部,各企業,各人民,各種各樣的座談會,都要有報告附在那兒,但是大家都不太看這些紙面的東西。權重的問題也不是特別好設計。所以,大家對個人所得稅問,也有問房產稅的,都是一審出來網上的建議,我們這里做的都是大經濟學家,不但要考慮個人的收入問題,還要考慮對經濟的影響,對社會的政治,對國家的穩定(的影響),特別是房產稅。

  各位嘉賓,我很高興我們的隊伍又壯大了。在中國經濟增長與周期研究中心,中國社科院研究所,首經貿大學,經濟研究雜志,經濟學動態雜志社和香港經濟導報社的基礎上,今年增加的中歐實驗與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充分說明了我們論壇的可持續、高水平、國際化。

  同志們,當前在外部環境不確定,有各種干擾的情況下,我非常希望我們的論壇能夠繼續辦下去,越辦越好,懂事希望中國經濟實驗研究院借助論壇這個平臺在推動經濟實驗研究,促進經濟發展方面多出成果,成為這一領域具有國際一流水平的高度開放的研究機構,成為給政府機構提供決策參考的智囊團。最后,預祝本次大會圓滿成功,謝謝大家!

  張連城:郝如玉是我國著名的稅務專家,我作為14億分之一,我也覺得3000或者3500的起征點太低了。在中國經濟持續下行的基礎上,中國的稅收不斷增加這不見得是件好事兒。至于房地產稅我也聽出來了,復雜得很,一時半會兒可能出不來,但是大家都關注,感謝郝如玉教授的發言。

  下面請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經濟研究編輯部主任劉霞輝研究員代表《經濟研究》雜志致辭。

  劉霞輝:首先代表雜志社祝賀中國經濟增長與周期高峰論壇開到了十二屆,應該說像這樣的一個學術會議能開到十年以上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在座的各位都已經成長,原來可能不太熟悉的,現在都成了很熟悉的人,原來很年輕的都變的比較老了,這也是時間在流逝的一個最好的證明。

  我在這里利用一個小小的機會,占用大家一兩分鐘時間也把我們編輯部的一些簡單的事兒在這里向大家做一個公開的匯報。

  第一,我們編輯部現在跟國內的很多著名大學有一些合作,召開一些論壇,現在我們論壇也正在改革,其中包括我們這個論壇也正在改革,希望我們雜志社跟論壇之間的結合度以后能變的更加緊密,尤其是跟我們論壇的一些優秀學者之間建立更為嚴密的一些機制,這個我們以后會慢慢看出來。

  第二,我們雜志社現在也在與時俱進,原來我們雜志社是比較保守的,有人說我們是高高在上的,不是因為我們文章寫得好,而是因為大家文章寫得好,所以,把我們搞得高高在上了。但是這樣產生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就是我們審稿周期比較長,跟作者之間的聯絡溝通等等都不夠方便。所以,我們很多優秀的科研人員現在都不太愿意給我們雜志社投稿了,我感覺非常遺憾。因為我也是做研究的人,假設一個雜志失去了優秀的作者這是一件不太好的事情。所以,我到編輯部以后堅決要求編輯部的編輯平臺進行改革,我們就在《經濟研究》的第7期上已經正式對外發布了公告,將從2018年8月份開始正式上線新的投稿審稿系統,希望大家對這個系統提出更多的意見,使我們作者、編者和各個方面的學者之間的關系變的更融洽,也避免很多的誤會,提高我們的審稿效率,并且能遴選出國內最為優秀的文章。謝謝。

  張連城:《經濟研究》雜志是我們國內公認的高等級雜志,通常我們評審“長江學者”、“百千萬”都要看《經濟研究》上有沒有文章,請張平副主編和劉霞輝主任多關注我們與會的這些人員,以后在《經濟研究》發表文章的時候看看是不是參加過論壇,或者參加過幾屆論壇。

  下面請會議的主辦單位香港經濟導報社總編輯顏安生致辭。

  顏安生:尊敬的各位專家學者,尊敬的各位老師,尊敬的各位來賓,大家好!非常榮幸能夠參加第12中國經濟增長與周期論壇,本屆論壇有很多國內外著名的專家學者發表精彩的演講,這對我來講是一次非常難得的學習機會。

  今天是2018年的6月30號,再過一天就是香港回歸祖國21周年的日子,今天結合我們這次論壇的主題,向大家匯報一下香港在邁向高質量發展方面的一些最新動態。

  很多專家學者都對香港的情況很了解,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香港成功完成了兩次重大經濟轉型,一是上世紀50年代初到60年代末香港先后利用了世界產業大變遷,工業化國家勞動密集型產業大轉移的機遇,及時地承接了許多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到來,使得香港經濟在較短的時間里發生了巨大變化。而在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初,香港又利用了內地改革開放的機會迅速地進行了產業轉型,將勞動密集型產業擴散成為本身集中發展進銳貿易與服務產業,香港通過第二次產業轉型和升級得以形成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和貿易中心,并延續至今。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之后,首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充分認識到香港進行第三次經濟轉型的重要性,提出了一系列嶄新以科技發展為主要內容的發展目標和轉型計劃,比如香港科技園計劃、香港數碼港計劃、香港中醫藥港計劃等等。然而,時至今日,這些經濟升級和轉型的計劃大多沒有如愿實現。香港經濟轉型周期之漫長、難度之大,遠遠超過董建華先生當年的預計和想象。

  2008年10月份,為了應對金融危機的沖擊探討香港未來發展的路線,香港組成立了臨時的顧問機構經濟金融委員會,該委員會提出了香港6大優勢產業,即醫療、教育、檢測及認證、創新科技、創意文化和環保產業。然而10年過去,香港產業結構變化不大,新興產業發展仍然步履維艱。香港的第三次經濟轉型為什么會如此艱難呢?雖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于香港缺乏創新、科技發展的強有力驅動,一直以來香港社會缺乏科技文化的底蘊,整個香港社會長期被急功近利的商業文化所浸淫,香港的優秀學生一般都被家庭要求學習金融和工商管理等實用性專業,因為這些專業畢業后就業容易,收入比較高,而科技專業的學生在香港就業面窄,收入也不理想。所以,極少有香港本地的優秀青年學子真正投身創新科技產業。與此同時,香港的企業也都熱衷于賺快錢,很少有企業愿意將資本投向那些投資大、見效慢、回收周期漫長的創新科技領域。

  總之,創新科技發展在香港一直沒有得到全社會應有的重視。然而,這種局面正在被打破,其主要標志有這樣幾個方面。

  一是2005年香港特區政府創新科技局正式成立。同時,特區政府開始從宏觀層面規劃和推動香港創新科技產業的發展。

  二是2017年1月3日,深港兩地共同簽署了《港深推進落馬洲河套地區共同發展的合作備忘錄》,這是港深科技創新合作的重大突破,由于深圳已經成為全球科技創新發展的高地,香港借力深圳共同打造深港創新圈,可令香港的創新發展走上一條高效快捷的道路。

  第三,不久前,習近平主席對24名在港的兩院院士來信做出重要指示,首次提出支持香港發展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為了落實習主席的重要指示,國家有關部委出臺了政策,實現了香港的科技界近年來一直期盼的內地科研資金可以過到香港的愿望,這是一個重大突破。習主席和中央的支持,為香港創新科技發展送來東風,注入了強心針。

  第四,粵港澳大灣區國家戰略規劃也為香港創新科技發展提供重大機遇。香港能夠發揮一國兩制的優勢,通過粵港澳大灣區集聚創新發展所需要的各種資源和要素,從而實現跳躍式發展。

  香港的創新科技發展正在翻開新的篇章,可以預期有國家強有力支持,有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香港完全有條件、有能力、有信心發展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香港正邁上創新科技發展的新里程。香港經濟有望獲得全新的發展驅動力,香港的第三次經濟轉型也將會在創新科技的崛起過程中逐步得到實現。

  我報告完畢,謝謝大家。

  張連城:香港經濟導報社從第一屆論壇到第十二屆論壇,始終不離不棄,支持我們論壇的發展,對論壇的舉辦起到了一個很好的作用,感謝顏安生總編輯的講話。下面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副總編輯蔡繼輝致辭。

  蔡繼輝:尊敬的各位教授,各位老師,各位代表,大家上午好!謝謝論壇發起方的邀請,邀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今年作為主辦方之一參與論壇的舉辦,并在緊張的議程上安排專門的環節發布城市生活質量藍皮書,我謹代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向與會的代表表示熱烈的歡迎和誠摯謝意,項城市質量藍皮書的編寫單位,首都經貿大學和中國經濟實驗室研究院等表示祝賀,向張連城教授、張平教授、楊教授等表示祝賀,也對長期以來把你們的大作交給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各位教授,各位學者表示誠摯的謝意。

  論壇的主題是“邁向高質量發展與國家治理現代化”,剛才幾位領導致辭中對此很好的引導性發言,時間關系,我僅就藍皮書的主體和出版情況向大家做一個報告。

  提高城市生活質量和居民滿意度是人民群眾的基本要求,也是各級政府發展城市建設,提供公共服務的基本目標,這是一個很好的研究主體和研究領域,相信也會成為城市管理者和城市居民的關注。

  但是城市生活質量的測度又是個難題,不同居民對生活質量的標準又不一樣,用客觀指標進行評價大多數使用的是綜合評價的方法,但綜合評價有可能掩蓋了某一個指標對生活質量的極端影響,滿意度等主觀調查進行測度一方面可能受期望值的影響,比如期望值越大滿意度可能越低,主觀滿意度與實際現實值不符,而且期望值與現實值差異越大可能滿意度越低,這些問題都為生活質量的測度與評價增加了困難,當然也從另外一個方面說明我們這項研究的價值是比較高的。

  本書對城市生活質量進行了客觀評價和主觀滿意度的調查,分別列出中國35個直轄市、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的分數和排名,調查和評價總體上比較科學、規范,對城市管理者了解本城市居民的生活質量,從而在城市建設與管理中有針對性地制定公共政策,提高管理水平有重要的指導和決策參考作用。

  這也是藍皮書的基本定位和重要的價值所在,皮書自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出版以來,從最早的經濟藍皮書開始,最早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幾個研究所開始逐步發展到今天,目前每年出版皮書450多種,有800多家研究機構參與,每年有一萬多位作者參與。20多年來,藍皮書的出版契合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對系統性數據和高質量應用對策研究成果的需求,對政府決策,對諸多行業,諸多領域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也對加強智庫建設,構建中國學術話語權,對引導主流輿論,對海外了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所取得的成就,對加強國際學術交流等等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希望在社會各界的關心支持下,藍皮書的編寫與出版更上一個臺階,進一步發揮皮書作為應用對策類成果的價值和作用,也借次機會向支持皮書事業的各界朋友,特別是皮書主編表示誠摯的謝意。

  皮書發展過程中也存在不少問題,需要我們出版社與學術界、智庫界共同研究,群策群力,不斷完善每一本皮書。以本書為例,還有一些地方可以進一步完善,比如我們出版時間還可以再提前,今年發布的是2017年,實際我們現在發布的好多藍皮書都是2018年版了,包括我們書樣有些時間的標注可以再清晰一些,比如城市生活質量調查的執行時間,因為調查的時間可能對居民當時那種主觀的態度有影響,比如如果涉及到公共安全,上海小學生的事件可能調查時間是今天可能對它城市公共安全的評價又下降,把調查時間提供給讀者,對于讀者做一個綜合性判斷是有幫助的。比如客觀指標數據的時間,有的是2016年,有的2017年,有的是2015年,因為很多經濟的指標對客觀評價是有影響的,不同年份也是有不同影響的,可以標注的更清晰一點。另外,我們希望研究對城市總體人群調查的基礎上進一步細分,能關注更多的人群,尤其是相對弱勢人群,比如老年人、殘疾人、城市農民工等等,他們城市滿意度的情況什么樣,可能對于我們城市管理能夠進一步的提高我們的水平。不同的人群對城市生活的理解和滿意度差異也比較大,我們的城市應該為每一位居民做好服務和保障,這也契合今天我們城市論壇的主題,通過關注更多的人群更深層次的問題全面提升我們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水平。最后,我代表社科文獻出版社祝論壇圓滿成功,祝我們城市生活質量藍皮書越編越好。謝謝大家。

  張連城:很慚愧,我們生活質量藍皮書只得過三等獎,原因之一就是和我們新聞媒體的一些報道的重復率太高,新聞媒體的報道總是在我們前面,所以,我們一查重重復率比較高,這是得三等獎的原因。今后我們正在想辦法怎么更快一點趕到新媒體前面,那是不可能的。盡量的我們爭取一等獎,特別是今年我們的主觀滿意度調查采取了國際統一的標準,按照密歇根指數進行了調查,可能今年的影響會更大一些。感謝蔡繼輝總編輯的致辭。

  最后請首都經貿大學校長付志峰致辭,這個掌聲可以熱烈一點。

  付志峰:我其實跟特朗普先生還差好幾級,我也他穿得那么西裝革履,我今天穿的體恤衫,但是特朗普總統說話不靠譜,我這個首都經貿大學校長說話是靠譜的,我代表首都經貿感謝各位專家學者,真心的感謝,用北京的溫度來歡迎大家到這個論壇來。

  經濟問題確實特別復雜,受政治因素,社會因素,資源環境多方面因素影響,有時老天也插一杠子。北京很熱,溫度高了用電量就大,用電量大了中國就燒煤多,估計對煤的價格也會有影響。尤其誰能想到高舉全球化大旗美國現在又重新舉起高關稅的大旗,對中國,也包括其他的國家和地區重新打起了貿易戰。經濟這么復雜,也許正是因為經濟的復雜,讓各位專家,各位學者,也包括后面的同學們能醉心經濟問題的研究。下面讓我們把更多的時間留給各位專家,來聆聽各位專家的精彩演講,謝謝大家。

  張連城:感謝付校長簡短而熱情洋溢的發言,下面進入論壇第二單元,大會演講階段。首先,我們請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研究員,學部委員,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張卓元演講。他演講的題目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兩條主線”。

  張卓元:各位專家,各位嘉賓,很高興!我已經有兩三年沒參加了,年紀大了,主辦方說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所以,邀我來講講40年改革開放的問題。我今天發言的題目是“中國經濟改革的兩條主線”。

  第一點,關于問題的提出,為什么講這個問題?30年前,1987年10月份到1988年6月份,當時國家體改委組織我們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課題組,中央黨校的課題組,北大、人大、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吳敬璉他們的課題組就中國中期,指的是1988年到1995年經濟改革規劃綱要分別提出綱要。有上百位經濟學家對大家改革規劃綱要進行比較的研討會上,當時有個最大的爭論是中國經濟改革的主線究竟是什么,當時有三種不同的主張。一種主張以北京大學和中央黨校課題組代表提出企業改革中心論,或者是所有制改革中心論。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吳敬璉、周小川、郭樹清,包括樓繼偉,他們的課題組為代表,主張中期的改革以價格改革為主線,一個是所有制,一個是價格,以此推動經濟運行機制的轉軌。

  第三種,我們社科院課題組,當時課題組是副院長和我為代表,主張企業改革和價格改革、所有制改革和經濟運行機制的改革要雙線推進,所謂兩條主線。

  今天看來,我們當時提的兩條主線,當時所謂主線指的是中期的主線,這兩條主線不僅對1988-1995年中期改革有效,而且對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都是有效的。中國40年經濟改革總的就是沿著這兩條主線不斷深化的。

  第一條主線,所有制結構的調整和改革,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建立和完善。第一條主線主要講所有制結構的調整和改革,有幾塊,首先是個體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我們實行改革開放以前是公有制一統天下,當時根本談不上“私營經濟”,個體經濟全國只有14萬戶15萬人,改革開放后最早打破公有制一統天下局面的是為了解決上千萬人的就業問題,也有的說法叫知識青年回城催生了個體經濟。主要是到1979年上半年為止全國需要安排就業的人數達到2000萬人以上。所以,怎么樣來增加勞動就業崗位成為黨和政府的最緊迫的問題。1979年2月,剛剛改革開放初期,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召開了文革結束以后的第一次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局長會議,面對那么大的就業壓力,當時寫了個報告,經黨中央國務院批準,提出各個地方可以根據當地的市場需要,在取得有關業務主管部門的同意以后,批準一些有正式戶口的閑散勞動力從事修理服務的手工業個體勞動,但是不準雇工。所以,1980年的12月、11月,各個地方的工商局發放了個體工商戶的營業執照。當年就有81萬人拿到這個執照從事個體勞動。到了1985年,已經有1700多萬人拿到了從事個體經營的執照了。我們到現在大家都知道,現在我看2016年8000多萬從事個體經營的勞動者。

  第二,私營經濟接踵而來,個體經濟一發展,私營經濟必然接踵而來,這是經濟學的一般原理。列寧說過,小生產是每時每刻都在產生資本主義。所以,個體經濟發展以后,有些經營好的個體工商戶就需要擴大經營規模增加經營項目,就需要雇工。當時城鄉有那么閑散勞動力所以雇工是很容易雇到的,但是開始時候對雇工作做很多很多限制,而且爭論也很大,開始鄧小平非常英明,這個事情看一看,雖然看兩年再說,后來又延長再繼續看,這樣實際上雇工就逐步的發展。到了1987年十三大的時候,已經明確了黨的十三大報告指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有制結構以公有制為主體,目前全民所有制以外的經濟成分不是發展得太多,而是還很不夠,對于城鄉合作經濟、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都要繼續鼓勵他們發展。所以,個體經濟是1980年,私營經濟1988年開始,各個地方的工商行政管理機構就開始辦理私營企業的注冊登記,私營經濟開始發展。

  80年代初期大家還知道什么叫個體經濟,什么叫私營經濟,怎么劃分界限爭論很多,經濟學家也爭論很多,最后還是靠《資本論》解決問題,《資本論》第一卷第9章馬克思講了雇工8個,8個人的是資本家,8個人以下小業主。1988年開始私營經濟可以發展了,到1992年明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以后,1993,1994,1995,連續三年私營經濟戶數的增加,50%以上快速增加,迅速發展。所以,私營經濟在1988年開始正式可以從事私營經濟經營,到1992年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得到很大的發展。現在雇傭的勞動者已經到了1.2億人,加上個體經濟八千多萬,總共兩億多。這是第二。

  第三是引進和利用外資,開始的時候經濟特區,利用外資,當時斗爭也很激烈,姓資姓社的爭論,由于得到鄧小平強烈的支持,后來特區也辦成了,開始利用外資了,而且利用外資也不光在經濟特區了,逐步到沿海各個城市外商投資越來越多了,到2012年底全國外商投資企業達到44萬戶,投資總額達到32000多億美元,注冊資本18000多億美元。在中國吸引的外商直接都是有60%左右(到2012年為止)是從事制造業,外商投資企業對工業增加的貢獻相當突出,而且它對出口的貢獻也很大。外資企業占全國出口總額的比重1991年是17%左右,上升到2014年的46%。在工業部門的總資產中,外資占的比重達到24%。外資經濟也是中國很大的一塊。一個是個體,一個私營,一個外資。

  公有制包括國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進行改革。首先,農村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沒有改變土地的集體私有權前提下放開了經營權,所以解放了生產力。國有企業的改革走得比較迂回,比較艱難。從開始擴大企業自主權,后來又利改稅,后來又承包制,一直到1993年才明確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1978年擴大企業自主權到1993年明確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方向,整整走了15年,國有企業改革走了一些彎路。

  黨的十五大報告首次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問題,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經濟制度。這一制度的確立是由社會主義性質和初級階段的過程決定的。首先,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堅持公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第二,我國又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需要在公有制為主體的條件下發展多種所有制經濟。第三,一切符合三個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應該用來為社會主義服務。這個基本經濟制度1997年就提出來了,現在一直到十九大都提出要繼續堅持和鞏固這樣的基本經濟制度。這次40年改革開放所有制的調整和改革也是我說的第一條主線一個大概的狀況。

  我講的第三個問題是怎么樣理解公有制為主體,關于基本經濟制度中的公有制為主體據我所知,2013年在起草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前后,在理論界、工商界對這個有兩種差距很大的不同看法,有的理論界人士建議改革開放后非公有制經濟迅速增長,它對GDP的貢獻率已經超過50%,甚至60%,對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比重超過60%,就認為公有制為主體已經被突破,社會主義制度的根基受到動搖。所以,他們主張要限制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有的甚至建議對財富積累特別多的富豪動手,實行再公有化。前不久也還有類似的看法。

  跟這個相反,也有的理論界,特別是工商界人士認為中國現實經濟活動已經發展到實際上是民營經濟為主體,如果繼續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是否名不副實,也不利于民營經濟的發展。他們建議基本經濟制度改為以公有經濟為主導,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

  有這么一個看法,我還參加全國工商聯的會上,有人就提出這個意見,這個意見現在看來應該說是站不住腳不夠全面的,實際上沒有很好地認識公有制為主體的含義。1997年黨的十五大報告在確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時候,對公有制為主體的含義曾經做出了明確的規定。當時的文件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主要體現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公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這是當時十五大報告講的。

  從1979年的改革開放到2017年的39年中國GDP增長了33.5倍,中國GDP占世界總量的比重從1978年的1.8%上升到2017年的15%,國有經濟,集體和合作經濟,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以及不同所有制經濟的混合所有制經濟都獲得巨大發展,這種情況下最主要的公有資產在世界總資產中占優勢,國有經濟控制國民命脈都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根據最近財政部國資委、國家統計局等部門公布的公開數字,一直到2015年底,經營型的國有凈資產大概34萬億,行政事業型的國有凈資產11萬億,金融型的國有凈資產53萬億,資源型的國有凈資產大概是458萬億。這一部分自然資源資產占的比重特別大。私營經濟注冊資本大概也就40萬億,外資十幾萬億。所以,跟500多萬億比,在這里講的還是凈資產,總資產更多了。所以,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沒有變。至于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在經濟發展中起主導作用這個大家沒有任何爭論。所以,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各種所有制經濟的資產都大幅增加,但是公有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并沒有變,而且按照十五大對公有制為主體的規定,也為各種所有制經濟的共同發展提供了很大空間,所以,今后必須繼續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這是我講的第三點。

  第二條主線主要講經濟運行轉向市場主導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第二條主線是經濟運行機制的改革,主要包括用市場取代計劃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和決定性作用。政府主要運用財政和貨幣政策調控宏觀經濟,使其穩定健康運行。中國改革開放是從經濟活動中引入市場機制展開的,也就是逐步放開價格,搞活市場展開的,大家還記得上個世紀80年代初,特別是南方廣東這一帶先放開鮮活農產品,價格一放開,這些商品就像泉水般涌流出來,一個激勵了大家生產這些產品,一個使得很多附近的產品都往你價格高的地方賣,使得大家看到市場機制搞活經濟,搞活市場的魔力,從而支持和擁護市場傾向的改革,認識到市場配置資源比用指令性的計劃配置資源更有效率,更有活力。所以,1992年,十四大總結了改革開放13年的經驗后提出要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模式。

  下面講幾個方面。一個是價格改革。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價格改革走在各項改革的前面,1985年起中國價格改革以放開價格為主,先是逐步放開農副產品的價格和工業品的價格,使商品市場迅速活躍起來,市場繁榮,上百種票證相繼被取消,到1998年上半年,終于出現了人民期盼已久的買方市場,主要指商業部商業局直接管的600多種主要的商品,而且到2008年社會商品零售總額,農副產品的收購總額,工業產品資料銷售總額市場條件下的比重達到95%以上,各種服務價格也陸續放開。進入新世紀以后中國價格改革的重點已經轉向資源產品和生產要素價格的市場化,水、煤炭、石油、天然氣、電力、鐵礦石等礦產品,勞動力、資金、土地等價格市場化改革逐步,取得進展。現在商品和服務價格97%以上放開了。我想起80年代價格的時候,我們一再提一個方案希望市場價格體制,當時參考了臺灣、香港、新加坡,把80%商品價格放開了,現在已經放到97%。

  第二,統一開放競爭的市場體系,使市場資源配置決定性的基礎作用。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市場發育四階段,各類市場蓬勃發展,這是第一,第二階段1992年。 第三階段2002年到2012年,主要是加入世貿組織以后,一個是外商投資企業逐漸成為我國市場主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再一個是對外貿易迅速發展。外向型經濟逐步形成。 第四階段,2013年提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以后,我們要爭取到2020年建設完善的現代市場體系。

  第三,關于宏觀調控機制,完善宏觀調控體系。改革開放以前我們實行的是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改革開放以后,隨著市場化改革的對進,經濟搞活了,微觀主體有活力了,在這個同時宏觀經濟管理必須跟上才能使整個經濟運行能夠穩定健康。1985年著名的八三輪宏觀經濟管理國際討論會上得出了一些共識,最主要的就是微觀經濟搞活以后,政府對宏觀經濟的管理應該跟上,但是應該從直接管理,計劃管理轉變為以間接管理為主。另外,宏觀經濟管理的經濟手段主要是要執行適當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經濟過熱的時候實行緊縮的政策,經濟過冷的時候,實行擴張的政策,這些現在看來都是嘗試,但是我記得我們1985您我本人也參加八三輪會議,當時聽到外國專家,包括諾貝爾獎獲得者他們介紹這些情況的時候都覺得還是很新鮮。

  在實踐中中國的宏觀經濟調控是非常成功的,主要標志是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經濟每年都是增長的,沒有一年出現負增長,而且最低的GDP增長率也達到3.9%,1990年是最低的,雖然出現了兩次兩位數的CPI上漲率,但是很快夠得到控制,改革開放40年來我們經濟的GDP的年均增速達到9.5%,這非常了不起的,而且也可以說是史無前例的。這就證明了我們整個宏觀調控,我們整個40年的發展是非常之健康的。這是我講的第四個問題。

  最后一個問題,兩條主線論符合十九大報告新時代經濟改革兩個重點的規定。我說的兩條主線,因為完善產權制度,所謂產權就是所有制的核心,這個產權包括知識產權,我們今天完善產權比如強調要很好保護知識產權,要增強知識產權的激勵機制,要保護非公經濟的財產權,要防止國有資本的流失。這些都屬于所有制或者基本經濟制度鞏固和完善,這是一個方面。

  另一個方面,要素市場化配置,主要是我們講的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政府主要提供公共服務,保護環境,搞好社會管理,維護市場秩序這些方面。所以,30年前提出的兩條主線論和今天十九大報告提出的經濟改革的兩個重點我個人認為它的精神是相吻合的,當然今天提的任務比30年前要符合新時代的精神,比如完善產權制度要知識產權,那個時候我們還沒有這樣的概念,這是我們社會現代化建設進步提出的新的問題。

  我今天的發言到此結束,謝謝大家。

  張平:我是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的張平。這一節我們請來重量級的兩大嘉賓,一個是社科院的副院長高培勇教授,一個是著名的專家,經濟所的資深研究員張曙光教授。此外還有兩個重要的藍皮書發展,一個是經濟增長藍皮數發布,一個是生活質量藍皮書發布,這一節還是非常重要的內容。現在有請高培勇副院長給我們做講演,他的題目是《主動“對表”》。

  高培勇:我報這個題目的時候打算和大家交流的是地方債的問題,昨天在揚州活動,聽到揚州市委書記在談論新時代怎么來衡量地方政府的工作,昨天晚上到了清華大學,李稻葵又在那兒發問,是現在的財政政策不夠積極。所以,我臨時決定用這個PPT,這是在其他地方用過的溆浦PT我做了一點調整,想用主動對表新時代宏觀經濟調控體系這樣一個話題。

  “對表”,4月23號中央政治局討論宏觀經濟形勢的時候用的一個詞,是這樣講的,做好今年的經濟工作,關鍵是要主動同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對表”,而且進一步講對得上的抓緊推,對不上的抓緊改。

  想到這樣一段話,我就在想在宏觀經濟領域過去5年當中發生了很多的變化,到今天按照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說法,一個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宏觀調控體系的格局大致形成。如果再把十九大之后在宏觀領域有關新的概念引入其中,比如高質量發展,現代化經濟體系等等納入到我們的宏觀調控的視野當中來,可以說到目前為止,高質量發展宏觀調控體系的格局又大致的勾勒出來。它的大致演進脈絡各位是比較熟悉的。在201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做出了“三期疊加”的判斷,面對經濟形勢所出現的轉折新變化我們把它概括為增長速度的換檔期,發展動能的轉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這是2013年做出的歸結。

  到2014年,我們在“三期”疊加基礎上進一步概括為經濟發展的新常態,我理解發生的最主要的變化就是在概括三期疊加的時候我們并沒有指出它是長期性的變化,是趨勢性的變化。當經濟發展新常態的時候,實際上就是把三期疊加進一步引申為長期性變化和趨勢性變化。2014年在解決了對經濟形勢怎么看的問題之后就開始轉向經濟工作怎么干,先是指導思想的變化,2015年的10月份,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五大發展理念,緊跟著12月份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實行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2016年媒體新概念就叫進一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2017年十九大提出高質量發展,緊跟著提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到2017年年末的時候就以此為基礎提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這樣一個概念。因而從這樣一個發展脈絡當中我是覺得一個新時代的宏觀調控體系的雛形或者框架已經大致的勾畫出來了。

  要想“對表”,那就是對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分析和宏觀經濟政策的把握一定要和這樣一個發展脈絡對上表,看怎么理解這樣一個發展脈絡。因為教書教久了,我所覺得推崇的辦法就是比對,凡是提出新概念,一定相對舊概念而言的,我是這么理解的。所以,當講經濟發展新常態的時候我總問經濟發展舊常態是什么,講到新發展理念舊發展理念是什么,講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時候也是說它相對什么一個東西,對照這樣的比對的過程中,我理出幾個線索大家看對不對。第一是分析視角,這個分析視角現在是在變,原來我們分析宏觀經濟形勢的時候基本的視角就是周期性因素和總量性因素,面對經濟發展當中所出現的問題,我們總是把它和什么對接呢?和經濟發展的周期對接。它是處于經濟發展的哪一個周期性的哪一個階段的問題。在我們心目當中經濟就是一個周而復始的周期性的波動過程,衰退了我們就說它是衰退階段的問題,通脹了我們就說它是在高漲階段所出現的問題。所以,那個時候發生任何問題的時候,我們心中的判斷它一定是短期性的變化,一定是周期性的變化。它是周而復始波動的過程,這是一個判斷因素。第二是總量型的因素。每當出現問題的時候我們總是從總供求平衡的角度理解,要么需求大于供給,要么供給大于需求。過去的分析的視角已經融化在我們血脈中。現在決策層關于經濟形勢的判斷和以往的分析視角之間就不是那么契合。經濟工作會議的公報和其他方面的公報在講這個話,主要矛盾是結構問題,接下來說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按照這樣的一種判斷和我們原來傳統的分析視角對接的時候它就不那么契合,根源在重大結構性失衡導致的經濟循環不暢。既然主要矛盾是結構問題,它就不是或主要不是總量性問題,既然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它就不一定是需求側的問題或主要不是需求側的問題,既然根源在重大結構性失衡,它可能就不是周期性的問題,也不是短期性的問題。所以,我想說的這個變化我覺得應該把它列入。

  第二個變化就是發展理念。發展理念我理解就是一個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做經濟工作是奔著什么去的,原來在高速的發展階段,無論你個人的偏好如何,你不可能不以GDP為分析,你也不可能不圍繞GDP的高速增長做文章,因為你那時候做的就是這樣的事情,連吃飽穿暖都做不到何談其他方面的問題?自然是以GDP論英雄。但是今天強調的是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或者說在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這個理念指導下的發展,而這是一個不說顛覆性變化也是一種非常重大的變化,就是你由偏好速度,以速度作為重心已經轉向追求質量的軌道,而這種變化也是非常大的。

  第三個變化是政策的主線索,政策的主線索,原來的宏觀經濟政策顯然是強調需求管理或立足于需求管理,在需求管理的條件下,可以歸結出幾個特點:第一,不管任何條件下我們總是站作需求的角度看問題。第二,我們盯的是需求總,供求之間矛盾的不平衡我們著眼的是怎么用調整需求的辦法去適應供給,而主要不是想調節供給。第三,我們搞的是一種對沖性的逆向調節,需求不足的時候我們加需求,需求過旺的時候我們減需求,因而我們追求的是一種短期的穩定,這是我們過去長期做的事情。而今天強調的問題跟過去不同了,正好對著來。首先,我們由站在需求的角度跑到供給角度來了,原來盯的是需求總量,現在主要盯的是結構調整,原來追求的是短期的穩定,現在我們緊盯的是提高供給質量,優化供給結構。我想這是在由需求管理轉向供給側給夠性改革的過程中發生的一個很大的變化。

  第四個變化,試錯機制,怎么實施宏觀經濟政策,以往宏觀經濟政策的措施和實施主要是通過政策安排,主要是在政策層面的調整這樣一種路徑下實施的,我們把宏觀政策當做一種政策變量。什么是政策變量?它主要不涉及到制度的調整。現在談論的問題是根本途徑是改革,以改革的辦法突破體制機制性障礙,以推進各種技術性改革為供給側改革創造條件。著重點也在發生變化。是不是可以理解為原來的實施機制主要靠政策安排,而現在是政策安排+制度變革,且以制度變革為主。特別是最近面對上半年經濟形勢的變化,我們已經越來越感覺到單純的調整政策恐怕在很大程度上是處于失效狀態,起碼是局部失效。如果不動體制機制,那些問題很難解決。我們沒時間展開這些方面的說法,每一個問題都是如此。房地產的問題,消費的問題,地方政府投資問題,類似所有問題拿出來,你不動體制是解決不了的。

  第五個變化,我想跟大家商榷,我還拿不準,昨天晚上突發奇想加上來,變化了的政府的作用,拿不準還沒有做更深層次的分析,大家體會。這是根據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所引發出來的,原來社會主要矛盾是物質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現在叫做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我們首先面對的一個問題,物質文化需要已經提升或拓展為美好生活需要了,這兩者之間的差異在哪兒?這個大家已經討論很多次了。第一就是傳統意義的物質文化需要上了層次。因此,物質產品和文化產品要升級換代,這是我們知道的。第二,原來的物質文化需要基礎上又加了一類需要,在十九大報告中講的使人民群眾對于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需要日益增長,原來的物質文化需要是不能包容的,是拓展出來的需要,與這一需要相對應的載體是什么?要么是制度產品,要么就是政策產品,用武之產品、文化產品滿足不了這一需要。如果物質文化需要更多依賴于市場供給,我們更多的強調市場供給,后一類制度產品和政策產品的需要更多的要依賴于政府系統。因而,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問題,不僅要依靠市場系統,而且要依靠政府系統。

  這個時候政府系統還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那種政府供給,我們過去寫《公共經濟學》教材,寫財政學教材都這么講的,凡是市場做的好的都給市場,市場做不了的,做不好的給政府,它是拾遺補缺,但是當你面對要滿足美好生活的需要,要強調物質產品、文化產品之外的制度產品和政策產品的時候,你還是這么思維,行嗎?統統交給市場,市場做不了政府去拾遺補缺,我覺得恐怕得需要調整。

  是不是對于政府在經濟發展中作用的理解要由拾遺補缺轉向并駕齊驅,我沒想好,這是提出的一個問題。所以,在十九大報告中相對于十八屆三中全會做了一個調整,十八屆三中全會怎么說的?發揮市場對于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發揮作用。十九大中把“和”字換成一個“,(逗號)”,從上面5個方面的變化中大家可以注意到中央關于宏觀經濟政策布局的表述大體上是這樣歸結的。這里面凸顯了新發展理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高質量發展和現代化經濟體系。這樣的理解不知道對不對,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我想在此基礎上解答昨天李稻葵提出的問題,這樣一種宏觀經濟政策的變化帶給財政政策的變化是什么?一個問題大家主要談的現代財政政策積極嗎?該怎樣的理解積極的意義,去年我在張燕主編的光明日報的理論版寫了一個積極財政政策的變化問題,1998年我們啟用積極財政政策稱謂的時候我們是把“積極”等同于擴張,積極財政政策要有力度,要加大力度,要更加積極有效,我們的解讀都是對現在有關的擴張力度不滿,要加大擴張力度。但是當這樣一種解釋套用到今天的宏觀經濟政策布局中來顯然是不合適的。比如說怎么體現“積極”?財政上的積極主要體現為財政赤字,擴張不擴張不看赤字能解決?赤字我們也深知一條,有沒有赤字不是擴張的標志,赤字規模多大也不是擴張的標志,唯一的標志是今年的赤字比去年來得大,我們看的是邊際效應。照此理解,去年財政赤字23800,今年23800,我們財政政策積極嗎?肯定是不積極的。為什么?因為現在發生變化了,按照現在財政政策的解釋,政府工作報告怎么說,預算報告怎么講,著重點、著力點轉到提升經濟效益和質量上來,轉到化解產能過剩,主攻方向轉到結構性調整。所以,現在談論的“積極財政政策”的“積極”二字只有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這樣一種語境下是“擴張”的意義,初次以外是“結構性調整”。這是一個。

  第二,投資。以往的投資在我們概念中,特別和積極正政策掛鉤的時候,我們是把它當成一個總量刺激的手段。2008-2010年,中央政府1.18萬億投資帶動了包括地方政府在內的4萬億投資,進而引發了整個社會的十幾萬億投資,這是一個投資乘數的實施過程。我們目的干什么?是為了增加支出,增加都是,拉動和擴張需求。對投資的理解我們過去是這樣理解的,但今天十九大報告中專門給都是講了一句話是說發揮投資對優化供給結構的關鍵性作用。它強調的是優化供給結構關鍵性作用,那就是在今天的背景下更看重投資在這方面的作用,而不是拉動需求的作用,也有拉動需求的作用,不排除,但是更看重優化供給結構。所以,在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條件下,投資的定位和寄希望于它所產生的效應相對以往已經發生非常大的變化了。

  常欣在這里,我們去年圍繞中間投資做調研,你就會發現行為的軌跡和過去的思維方式不一樣。

  第三,赤字考量,以往我們腦海中“赤字”的理念是什么?財政赤字就是收和支之間的那個差額,支出大于收入,這是不好的事情,怎么讓它好呢?那就是為了經濟的正常發展,不惜擴大赤字。以財政收支不平衡換取整個經濟形勢的穩定發展,我們是把它當這個來用的。所以,為拉動需求不惜擴大赤字,為經濟的平衡不惜擴大赤字,而對赤字的度怎么掌握,只要它有利于經濟發展,只要大的經濟宏觀上它是有利的,我們都是可以付出的成本。但是大家注意李克強總理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在總結過去5年工作的時候說了一句話,過去5年我們一直把財政赤字控制在占GDP的3%以內,請大家注意這是當成績來講的。為什么?因為相對于金融風險而言,我們對赤字變的謹慎了,我們對赤字已經開始心存敬畏,我們對赤字的把握要有底線了,這是不同的背景。當前的三大攻堅戰中擺在首位的是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最重大的風險是金融風險,金融風險體現在什么?地方債風險上,這是不一樣的考量。

  第四,不一樣的減稅降費,多少人指望減稅降費,但是減稅降費過去我們是怎么理解的?我們是把它當做擴大需求的一個手段,給個人減稅降費,增加個人的可支配收入從而增加消費需求,給企業減稅降費,增加企業的可支配收入,從而增加投資需求。我們是這樣一個目標,這樣一個實施路徑。今天從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那天起,2015年,減稅降費是和降成本之間對接的,減稅的目的是為了降成本,降費的目的也是為了降成本,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都是涉企的收稅,涉企的收費,沒有提其他方面的都是。所以,這樣一來,減稅降費的這種目標和行為路徑都是不一樣的。在這樣一個宏觀經濟的理念思想和戰略發生深刻變化或重大變化的背景條件下,我們做宏觀經濟分析,我們對宏觀經濟政策的把握是不是得有意識地去對這個表,否則的話就難以跟上。

  我還強調在我們理論界,不管你怎么看待這個新時代的宏觀經濟的理念思想戰略,你理解不理解或者怎么理解,你要想對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做出比較符合實際的解讀首先得把它的來龍去脈考慮清楚,當前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意識的提醒自己,全面的調整理念思想和戰略,反復的告訴自己現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不是以往,反復告訴自己面對的社會主要矛盾不是以往的社會主要矛盾,反復告訴自己我們主線索是供給側給夠性改革而不是需求管理,我們要滿足的是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而不是傳統意義的物質文化需要。從有意識的“對表”到最后變成下意識的,用這樣的理念思想戰略去做指導,我想這是我們必須經歷的一個過程。謝謝大家。

  張平:感謝高院長,講了很多宏觀調控,但是我也想再強調一下,整個宏觀調控我們是1994、1995年建立的,其實是基于工業化大量的宏觀調控,這里面命題除了目標以外,整個管理機制還需要有新的探索和突破,這以后也是一個重要的宏觀方面的適宜質量轉型的新的一些探討。下面有請張曙光教授探討人才爭奪戰與經濟轉型。謝謝大家。

  張曙光:大家好!我就這題目講5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從人口問題談起,人口問題是社會和經濟發展中間的一個根本性問題,但是我們在人口問題上一直存在一些誤區和片面性。人是有一張口,二是有一雙手,三還長了一個腦袋。這三者確實關系很密切,如果三者結合得好,人類的奇跡就是這么創造出來的。但是我們往往把它割裂開來,先看人有一張口,口可以吃飯,所以,咱們只看到人口可以吃飯,所以,人多了要控制人口。控制用經濟手段調節一下也可以,但是咱們非要用強制性的行政辦法。而且這個政策在當初制定的時候是說2000年前后要做出調整,但是由于特殊利益階層,以至于拖到2015年才放開“二胎”。但是由于環境條件的變化,放開以后人家不生了,年輕人現在不生小孩。所以,政策效果也就很微弱。

  我昨天來的時候坐出租車,司機說他家里兄弟姐妹13對結婚的12對不要,只有最小的一對要小孩。這個問題從世界來看也是大勢,咱們是未富先老,很多發達國家都進入老齡社會,人口生育率很低,而且出現負增長。另一邊有些窮國,特別是部分國家人口增長非常快。大家想一想,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之后,人類的人口結構決定人類未來。有人已經敲了這個警鐘,但是各國的決策者都沒有意識、關注和重視這個問題。

  在人口的問題上咱們只看到口可以吃飯,而沒有看到口還要剛才。講話又是人口很重要的功能,如果人不吃飯要餓死,那人不剛才也要憋死。尤其人口的講話又與人腦聯系起來,人腦的發達和語言的發達,人腦的退化和語言的退化是高度相關的。所以,如果說人不吃飯餓死,不講話憋字,一個社會只有少數人可以講話,大多數人沒有自由言論的這樣一個狀況,我看可能個人狀況不會好到哪兒去。

  人都有一雙手,這雙手可以勞動,可以做事,但是怎么做事兒可是不一樣的,人民公社化的勞動和聯產承包制以后的勞動天壤之別。我們經濟所已故的老所長在改革開放80年代初期接見外賓的時候曾經問人民公社怎么回事兒?回答說人民公社是農奴制,農奴制的勞動和自由的勞動是不一樣的。改革開放以后為什么取得那么大的成績,最根本的一條是放開了人的手腳,讓人家有一點自由選擇的余地,這才有了中國經濟今天的發展。

  勞動有體力勞動,也有腦力勞動,二者的結合可以創造出奇跡,但是咱們的認識里重體力勞動,輕腦力勞動。到現在在很多人的潛意識里這個狀況仍然存在。咱們再看人腦,人腦的作用確實會思考,有理性,有感情,可能是人與動物的最大區別就在于人腦的功能上。人與人的不同差異可能這也是非常關鍵的一個東西。既然可以思想,就能夠使得它自由思想,自由思想就可能產生壞思想,也可能產生好思想,但是咱們想一想,如果你不讓它自由思想,那不可能抑制壞思想的泛濫,但必然造成好思想的給抑制。人類的歷史也證明了這一點。

  第二個問題,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關鍵是人才,咱們40年來經濟發展很快,去年GDP82.7萬億,世界第二,人均59000元,中等水平。咱們要講成績,也要看到問題,咱們現在是報喜不報憂,有些喜報過頭,有人講中國在六大方面超過美國,結果造成盲目樂觀,但是看不到問題咱們也不知道咱們怎么去解決。咱們30年發展靠什么?依靠大量的資源消耗,中國消耗了世界上最主要的資源的百分之四五十,但咱們的GDP只占不到20。造成了大量的環境生態問題。最近環保部在督察大家就可以看到。

  還有,咱們靠大量的投資和貨幣發放,去年M2和GDP的比例達到了202.7,造成了杠桿率高企而投資效率的不斷下降,潛藏著很大的金融危機。咱們過去的發展也主要靠出口貿易,結果國內外經濟失衡,造成了很多貿易摩擦,中美貿易摩擦,這是一個。所以,總的來看,咱們還是一種粗放式的技術含量不高,附加價值不多。所以,面臨著一個轉型升級的任務。

  怎么轉型升級?怎么提高質量呢?最根本的是要靠人才,要靠創新。大家想一想,新技術、新產業的發展要靠人才,城市的水平和面貌要靠人才,你國家的未來和前途也要靠人才。正因為如此,咱們可以看到國家之間、技術之間、城市之間、單位之間現在人才競爭是如火如荼,這是我講的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我想講中美貿易爭端的背后也潛藏著人才問題。你再看咱們“一帶一路”取得了很大的勝利,這一點大家也都看到了,咱們提出來世界共同體,但是中國的巨大體量對周邊有些國家也有影響,人家認為我們成為人家工業化的一個障礙。本來美國,以及西方一些國家對中國開放,改革開放,寄希望于中國走向自由市場經濟,但是中國走向了另一面。所以,西方國家現在對中國也另眼相看。所以,他們的戰略在調整。

  第四個問題,講國內人才競爭。前幾年好多城市里都發布了自己的人才新政,不光有中小城市,你比如東莞、佛山、山東的濰坊,而且有很多省會城市,比如西安、合肥、南京、杭州,一系列。到了今年的3月20以后,北京也宣布了自己要引進人才的管理辦法。3月26號上海也出臺了它的要高端人才的戰略。前幾天天津也加入進來,大家看由于北京、上海、天津的加入,人才爭奪已經進入一個白熱化的階段。爭奪的像北京,辦法是引進的四大戰略符合的人才,沒有住房的可以在單位引進人才的地方落戶,買到房的可以直接戶口遷入,子女隨遷,解決戶籍的重要渠道。上海要引進大數據,各種各樣的13種人才。本人和家屬子女,團隊和團隊家屬的子女一律解決戶口問題。北京為了給國外引進的人才十年之內來往自由的方便,而且還要幫他解決中國國籍的問題。

  從省會城市來看,你可以看南京,40歲以下本科都可以在南京落戶,西安出臺的在校大學生憑學生證明可以在大西安落戶,當前落了80多萬人。大家可以看到人才爭奪確實非常激烈。這個爭奪總體來看是件好事兒,為什么是好事兒呢?從我們過去不重視人,不重視人才轉變到重視人,重視人才。咱們過去是見官不見民,見物不見人,見人不見魂,這個問題解決了。

  最后一個問題,怎么爭奪人才。我覺得很關鍵的咱們現在爭奪人才里有很多問題,怎么解決這些問題。一,什么是人才,大學生算不算人才,現在算。還有爭奪人才要干什么,咱們好多學校引進院士,引進長江學者,但是只是為了名頭,為了牌子,并不見得要讓他們干事兒。于是很多人也看到這個好處,于是多是兼職,頻繁地變換單位,把名都值做到最大。第二個,引進人才怎么引進,咱們現在都是給房子,給戶籍,給補貼,比如說引進人才這塊火熱到什么程度呢?算法科學家年薪100-500萬,還要外加股權。但是實際引進人才有兩個決定性的因素。一是產業和事業的發展,人才來了是要干事業的,不是坐享其成的,很多人有事業,那可以完全撲在事業上,沒有事業他到那兒去干什么?沒有事業等于讓他去受罪,讓他去坐牢。第二,尊重人才,給人才以充分的自由。不尊重人才,不給他自由你也引進不了像樣的人才,引進的也會流走。咱們是一個官本位的社會,看重的是官,官員有充分的自由,那對不起,另一方面人才的自由就受到限制。現在你可以看,很多人才做事兒的,得獎的,得利的是那些監管組織部門的。所以,不可能尊重人才和給他以充分的自由。這是一個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城市是一個生態,城市的人才有它的結構,既有高端人才,也有中低端人才,還有一般的勞動者。咱們可以看,一方面大力吸引高端人才,另一方面又大量驅趕低端人口。一方面鼓勵考研,另一方面職業教育問題又是一個短腿。一方面引進人才,另一方面人才又外流,一方面批判美國,另一方面把子女都送到美國。這個矛盾的事情讓人質疑。還有引進人才靠制度,咱們的制度比如說戶籍制度,搞了這么多年,現在自由遷移沒有解決,城市里制造業已經是農民工做主體了,80后、90后回不去了,但是落戶問題解決不了。

  最后再講一個問題,人才的流動自然有它的平衡機制。我覺得如果東北的人口流出對東北振興有利,如果東北比如黑龍江四千萬,現在減到三千萬,它的收入,它的效率就可以提高。北京、上海人流入對北京發展有利,但是這樣的規定沒有道理,仍然是計劃經濟的思維,如果我們看一看東京都市圈、紐約都市圈人比上海、北京多了,那么人家沒有控制也沒有出現問題,我們為什么要控制?我覺得如果這樣一系列的問題解決了,人才競爭會走向一個良性途徑。謝謝大家。

  張平:下面藍皮書發布時間。

  張自然:各位領導,專家,上午好!中國經濟增長報告—邁向高質量的經濟發展,這是藍皮書的總報告,由中國經濟質量前沿課題組做的。下面我簡單介紹一下我們的主要內容。

  有5個方面的內容:2018年中國宏觀經驗事實、效率轉型與經濟增長、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區域經濟發展前景、提高經濟發展質量,促進效率提升。

  經濟增長、就業、價格和匯率處于平穩區間,需求趨弱,生產仍強,中國債務周期的壓力逐步顯現,外部沖擊與經濟增長。這些內容不再細說,大概展示一下。

  GDP 6.5%左右,其他的都比較平穩。需求、生產、投資、債務的壓力,外部沖擊。

  重點講一下我們報告的主要的潛在生產力核算,我們有一個基本假定,我們動作非參數線性估計方法對要素彈性參數進行估計。第二,設定中國未來TFP增長構陷達到發達經濟體基準水平30%,第三是基于城市化率與投資率關系的計模型,給出對資本形成增長率和資本存量增長率的預測。我們得到下表。

  我們認為GDP增長率在6.45左右。其中從資本增長率來看,這些年資本增長率是有所下降的,勞動增長率本身是有下降,同時我們的勞動參與率為負的,總體勞動投入的增長率相對前期是下降比較快的。

  貢獻部分,資本貢獻部分是出現到2008到2012年,再到上5年的下降,今后幾年7%不到。

  勞動貢獻率會進一步下降。城市方面,城市化率達到60%左右。

  對中國的結構性特征進行分析,資本投入對增長的貢獻一直維持在較高水平,勞動投入增加率下降較快,全要素生產率對GDP增長的貢獻大致維持在20%左右。中國經濟始終伴隨著資本存量的增長而增長,資本要素使用效率和邊際效益持續下降。這是一個基本分析。

  我們認為中國經濟要邁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必須重視兩個效率提升,即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同步提升。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直接決定了工資水平的提升速度,只有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居民的舍入水平才能穩步提升。第二是全要素生產率對經濟的貢獻不斷提高,是企業技術進步和配置效率提升的綜合反映。經濟結構轉型升級與效率路徑重塑是中國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根本所在。

  第三重點講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有三個部分,一個是高質量發展的本質和特征,第二是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設計,第三中國與發達國家高質量發展方面的差距。主要是國際比較方面的。

  高質量發展的本質是以人民為中心,黨的十九大針對中國的發展階段指出,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公推富裕。這一判斷指出我國專項高質量發展的本質是要從物質生產體系轉向以人民為中心的消費升級、創新、高效、包容的可持續發展軌道。

  高質量發展的本質和特征應該是知識消費,人力資本地方,創新效率補償的循環,是高質量發展的核心機制。

  我國在工業化階段偏重于中低層次教育,形成較大比重的低層次人力資本,目前面臨人力資本升級的問題。日韓經驗15-20年高等教育基本普及,人力資本結構的快速提升促進了整體創新能力,是轉向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保證,其內涵是廣義人力資本的快速提升,包括科學、教育、文化娛樂、健康醫療、體育等多方面的快速發展。在高質量發展軌道中,經濟增長伴隨著知識消費比重提升。

  我國轉向高質量發展的基本特征6個,以人民為中心的深度城市化及持續提升科教文衛體等知識消費比重,讓更多人民分享發展成果,提高居民初次分配比重,政府提供更多更高質量的公共服務。是創新驅動的持續提升效率。第三保護產權,規范政府行為,實現市場配置資源。第四經濟穩定性。第五是生態文明建設和可持續發展。第六是經濟協調主體轉型。大致是這6個基本特征。

  我們針對這些特征,高質量發展指標設計是基于參考國際相關的五大指標體系,以OECD發達國家為參照樣本,包括5個一級治保,經濟增長、創新效力、政府效率、生活質量和環境質量。

  我們的指標有若干個二級指標,下面有67個具體指標,其中50個指標可以國際比較,17個指標不可國際比較。我們希望通過這個指標體系來評估中國和OECD發達國家高質量發展方面的差距,發現短板,并縮小和OECD發達國家的差距。

  這是我們設計的指標體系,其中打星號的是反項指標,所有指標正向化的,其中我們可以看到增長效率部分城鎮失業率是一個反項指標,經濟穩定性基本上都是反項指標,居民負債水平,企業負債水平,我們排名非常靠后,這說明我們的負債過高了。

  創新教育一些指標可以說一下,一個是PCD專利數量,科技論文發表數量,互聯網的普及度,研發強度,知識產權保護,貨物市場效率,勞動市場效率,金融市場發展,技術成熟度,市場規模,出口國內增加值率,這是比較重要的可國際比較的指標。

  政府效率方面包括兩個,公共效率和社會保障。公共服務效率包括營商指數比較重要的,產品市場監管指標,專業服務監管指標,人員交通通信監管指標。零售業監管指標,公共服務滿意度指數,政府開放度指數,稅收和轉移支付對基尼系數的影響,都是比較新的,而且可國際比較的。

  生活質量方面,消費升級,消費促進兩種指標。科教文衛的消費比重,大學教育的比重,初次收入分配中勞動收入的比重,這也是很重要的。另外兩個不太可比的,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社會保障,我們用的是社保繳費占收入的比重來衡量。

  環境質量方面列的比較多,一部分是可以比較的,比如人均水資源量可以國際比較的,城市人均垃圾生產量,二氧化碳排放量這是可以國際比較的,PM2.5指標,我們比較關鍵的,PM2.5大于35的比重,按照35的標準中國應該是比較落后的。環保科技占全部科技都是的比重也是比較重要的,都是可比的。

  我們有一個發現,三個指標,市場規模是不容置疑的,科技論文發表數量,人均垃圾生產量是不高的,中國近1/6的指標排名全球30%以內,與前沿國家差距小于50%的指標比例超過了1/3。

  高質量發展一級指標經濟增長、創新效率、政府效率、生活質量和環境質量等諸多指標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具體的指標結果,國家超過四五十個以上的,低于60以下的OECD國家比較多。GDP中間個別特別高的,我們排在第23位,差距還是相當大的。資本回報率,42個OECD國家,包括中國的發達國家是排在第13位,差距是53%。勞動生產率方面200個國家我們排在第十位。

  比較重要的資本化率我們在60個國家里22位。幾個波動指標步態理想,差距100%,差距非常大,我們居民負債排在133個國家的第105位,企業負債水平是在132個國家里排在第126位,我們負債過高,正負債水平在41位,也是當高。

  國際專利,110個國家里排在第2位。論文發表數量排在第一位。研發強度在36個國家排在第13位。知識產權保護還算比較創新,100個國家49位,貨物生產效率、勞動生產效率基本上還在中偏后一些。技術成熟度基本上倒數第二了。出口還算可以,43個國家第7位。

  營商指數在近200個國家中排在第78位,產品監管指標我們幾個監管指標基本上倒數2或者5以內,營收監管指標36,相當于倒數的。公共服務滿意度45個國家地區里第28位政府開放度指數排在第87位。稅收和轉移支付對基尼系數下降的影響是倒數第一的,非常不好。科教文衛消費在42個國家倒數第一。初次收入分配中勞動收入的比重在42個國家地區中26位。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在88個國家中第22位。社會保障在93個國家和地區里29位,水資源量比較靠后。能耗指標反項指標我們在倒數第四,36個我們排在33。PM2.5指標大于35微克/平方米我們也是挺靠后的。科技投資占全部投資的比重倒數第五,科技方面或者環保方面的我們是比較靠后的。

  可國際比較說了。下面大概講一下區域比較,省內比較的,2018年發展前景指數和排名,“十三五”的,2018年的分級,簡單過一下。

  《經濟藍皮書:夏季號—中國經濟增長報告》連續8年對中國區域科持續發展進行跟蹤評價。我們認為中國經濟應該從以GDP為核心的評價標準專項以勞動生產率與TFP增長為基準的創新和效率的評估方式,強調可持續性和包容性的增長。

  經濟增長、增長潛力、政府效率、人民生活和環境質量。

  2018年海南環境質量是第一的。發展前景綜合的和5個一級指標的情況。權重變化情況的列表。經濟增長排名變化,辦法特別大的沒有。增長潛力方面天津下降14位,大的變化其他都不是特別大。政府效率方面也變化不是特別大。人民生活方面也變化不大。環境質量方面變化沒有特別大的。

  權重排序,增長的綜合質量的情況,增長潛力的一些排名情況。政府效率,人民生活,環境質量,海南明顯比全國高很多。

  “十三五”的大致展示一下,現在“十三五”的第三年,這是一些大的排名情況,略有變化,發展指數達到平均每年的指數。“十三五”經濟增長排名變化比較大的遼寧下降12位,其他的有大有小,海南降了5位,黑龍江漲了5位。

  增長潛力方面下降比較多的是天津下降了10位,這是比較大的,福建上升9位,變化比較大一些,河北漲了6位。政府效率方面變化不是特別大,“十二五”到“十三五”,人民生活方面河北下降了6位,這是下降比較多的,其他的4位不算特別厲害。

  環境質量方面山西下降12位,這是比較大一些,其他的安徽下降7位,湖南漲了12位,甘肅下降11位,這是下降比較多一些的環境質量方面的指數。

  橙色的是發展最好的,江上浙江和廣東,北京2017年其是第一級,2018年已經在第二級了。經濟增長天津、上浙和廣東最好的。

  政府效率方面,北京、上海、天津、浙江是比較好一些的。人民生活,北京、天津幾個。環境質量方面最好的是海南,青海、北京、上海。

  雷達圖上海是最好的,但是環境質量不是很好,北京是政府效率最好的。

  謝謝大家。

  張平:非常感謝,接下來是生活質量指數發布。

  郎麗華:謝謝。自然講的是經濟增長,經濟增長的目的是為了滿足人民的生活質量。所以,我今天主要是講35個城市生活質量調查報告。

  講四部分,重點講第二部分,但是講第二部分之前我要講一下關于調查的說明。我們2011年開始指數發布到今年是第8屆,前6屆我們主要是主觀調查指標5個指標,但是沒有進行國際比較。從2017年開始我們進行樂昌市,跟佛羅里達大學合作,在生活改善度這個指標上我們采用美國G根指數進行了漲勢,效果很好,2018年我們開始進行全新的嘗試。2018年指標體系的構成主觀部分4個,消費者信心指數、教育質量、健康狀況、醫療服務。

  第二個變化是調查方法的變化,原來采用電話調查,今年電話和網絡合作。我們目標是趨向于網絡調查。今年的調查結果,有12800多個有效樣本,其中電話調查占50%,網絡調查占50%。這是基本情況的說明。

  重點的放在第二部分,主觀滿意度調查的情況。第一項指標是消費者信心指數。消費者信心指數我們是采用美國密歇根消費者指數,同時加入中國的情況,分數越高反映消費者信心越強。消費者信心主要有6個問卷,但是密歇根指數是5個問卷。所以,我們加了第6個。

  問卷1,你認為你的收入比前一年更好還是更差。第二是針對未來一年您認為您家人的收入是更好還是更差。第三,根據國家的整體形勢,您對未來一年我國經濟保持良好發展是否有信心。第三,縱觀國家整個經濟形勢,您對未來5年經濟發展是否有信心。第五個問卷是您認為現在是否是購買耐用必須品的好時機。第六,根據中國的特殊情況,美國沒有這個指標,我們假如您認為現在是否是購買住宅的好時機。

  我們分析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前5項,第六部分是專項調查。消費者信心我們得出的結果,全國35個城市,所有城市消費者信心都大于100,其中上海122.8,最高,最差的104.44,平均值115.48。表明中國的消費者對當前和未來的個人收入、收入預期、經濟形勢還是充滿著信心。我們也跟美國進行了一個比較,根據美國的調查數據進行調查,2018年4月到5月,美國密歇根消費者信心指數是98.8,我們的調查是2018年3月份到4月份,我們認為這個時間段是可以比較的。2018年3月到4月,中國35個城市消費者信心指數平行值為115.48,這是第一項指標,消費者信心指數。

  層次看,女性對消費者信心更強,越年輕消費者信心越強,學歷越高消費者信心越強,在職的消費者信心大于非在職的。這是第一個指數。

  第二個指數,專項調查專項調查主要是問您認為現在是否是購買住宅的好時機。我們設定三個問話,第一個好時機,第二不確定,第三是不好的時機。只有濟南一個城市認為好時機的比重大于不確定和不好時機的比重。西安、深圳,還有杭州這三個城市認為購房不是好時機的比重大于好時機和不確定的比重。平均來看,全國35個城市23.6%的人認為現在購房是好時機,46.5%的人認為不確定,29.9%的人認為不是好時機。

  第二個指數是教育質量滿意度指數。教育質量滿意度的指數我們設計的依據是根據教育部建立健全中小學教育質量綜合評價體系的5個指標簡化而設定的。它主要分成總第7項到第13項,第7項是個基本數據,主要是面向中小學教育。第8個問題,您認為目前中小學是否注重學生的品德的發展教育。第九個認為您認為目前的周小學是否注重學生的身心健康全面發展。第十,您認為目前的中小學是非注重培養學生的興趣愛好。結果是總的排名,濟南排名最高,是74.58,杭州排名比較低,64.22%,但是整體的排名都大于50。這表明對教育質量還是比較滿意的。平均的得分69.39。

  但是我們發現一個問題,北京、上海、廣州這樣我們認為集中優質資源的城市它的得分并不高,這可能反映了這些城市的受訪者他認為優質教育的供給和受訪者對教育的需求還是不匹配的,也就是教育的發展還是比較失衡的。

  關于學業負擔的問題,您認為目前中小學學業負擔如何,是重還是輕。第12個問題您認為目前中小學生進入重點學校的主要壁壘是什么,第13個問題,您認為目前中小學生教育的課外支出負擔是否重。調查的結果,這個得分大家看得分越高表明負擔越輕,得分越低表明負擔越重。得分最高的是青島,得分是35.82,低于50分,表明負擔非常重的,得分最低的城市是西安,是25.66,平均值是29.93。全國整體來看,學業的負擔,中小學的學業負擔是相當重的。這跟我們平時的感覺也是一樣的。

  第12個問題,您認為目前中小學進入重點學校的壁壘是什么?主要的壁壘,學區壁壘是最主要的,第二個壁壘是戶口,第三個壁壘是擇校費,第四是學生成績。目前,全國有33.5%的受訪者認為學區是主要的入學壁壘,19.2%的受訪者認為戶口是主要的壁壘,17.4%的受訪者認為擇校費太高,17.1%的受訪者認為學生成績不夠是主要的壁壘。

  第13個問題,您認為目前中小學的課外教育的支出是重還是輕,也是分數越高表明課外支出負擔越輕,分數越低表明課外支出負擔越。得分最高的是青島,35.57,低于50分,得分最低的是哈爾濱,22.79,全國的平均分是28.77。這個表明全國35個城市所有的受訪者都認為課外支出的負擔是比較重的。

  第三項介紹一下健康情況的調查結果。健康情況我們是從第14到第17個指標反映了健康情況。第一個是總體的情況,這個問卷的問題,總體而言,您覺得您的健康情況如何。全國35個城市的受訪者調查結果是這樣的,青島的得分最高,70.58,這表明相當好了,因為大于70分了。最差的城市是杭州,是53.91,盡管是差,但是都高于50分,都是一般和良好之間,平均值是64.48。我們把這個情況跟美國也進行了一個比較,全國35個城市平均值64.48,我們了解一下美國的一個情況,美國最新的調查結果是61.6%,我們的平均值高于美國的平均值,其中28個城市的得分高于美國數值,7個城市得分低于美國數值。這是整體的健康情況。

  這三項是針對過去一個月內身體和心理上的問題,還有對工作的影響進行的調查。第一個是回顧過去30天你有多少天身體不舒服。第16個問題是過去30天你有多少天心理上感覺到不健康。身體和心理的不健康在過去30天中有多少天影響了您的工作。這也是根據美國疾控控制中心和預防中心所開發的健康不良指標來計算的。這個總的天數是30天,我們把15、16加到一起就是不健康的天數,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不健康的天數,這兩個點數加到一起如果大于30就以30為限來算的。

  結果我們可以看到,總的健康情況,身體不健康和心理不健康的天數,南京是過去30天內有3.4天不健康,長春不健康的感覺最高,是感覺,9.7。但是平均值是5.5。我們跟誰比較呢?我們還是跟美國比較,跟美國來比較我們會發現美國最新的調查數據是不健康的天數是6.6天,高于中國的。所以,它的健康指數是低于中國35個城市的平均值。其中35個城市當中有27個健康直屬高于美國,不健康的天數低于美國。1個城市跟美國相等,8個城市低于美國。整體來看,心理不健康的天數平均3.01天,大于身體不健康的2.53天,我們心理覺得不健康還是比較多的。

  分指數來看,南京身體不健康的指數是最低最少,1.55,長春身體不健康的指數是4.43,平均是2.53。心理不健康的指數,上海是最少1.83天,田教授應該有感覺。心理不健康的指數最高的也是長春。所以,我們東北人民可能真的是身心都覺得比較疲憊。你因為身體不健康或心理不健康導致你影響了工作的天數。福州人民不管身體和心理他影響天數都不是最少的,但是影響工作的天數是最少的,福州人民還是比較敬業,盡管壓力很大,但是比較敬業。福州是排名第一,他因為健康因素影響他的工作天數是1.25,銀川最低,是4.74,平均值是2.19。這兩個指標也反映了不同城市身體或心理不健康對工作的影響不一樣,工作態度不太一樣。

  第四個指標是醫療服務,由三個指標構成。第18個指標,過去的一年您是否因為自己的健康或者陪同親友去醫院就診?最近的一次就診經歷有沒有。一年當中有沒有就診經歷。第19和20是醫療滿意度指數,第19考慮到您最近的一次就診經歷,您對醫療機構的服務質量是非滿意,20是對醫療保險個人負擔部分是否滿意。沒去醫院還是去了醫院,濟南人民過去一年有52.1%的人沒去過醫院,這個指標比較好。最低的是南寧,南寧人民27.7%的人沒有去過醫院。全國35個城市,36%的人過去一年沒有去過醫院,25.1%的人去過社區醫院或者診所,27.4%的人去過綜合醫院,9%的人去過專科醫院,剩下是其他機構,社區醫療其是起了很大作用,減輕了綜合醫院和專科醫院的負擔。

  第19個指標就診經歷對就診的滿意態度,是否滿意。廈門人民對醫療機構的服務質量比較滿意,滿意度最高,滿意度最低的是海口,是58%,但是都超過了50%。所以,也表明我們對就診醫療機構的服務還是比較滿意的。這是第19項。

  第20是您對醫療保險個人負擔部分是否滿意,寧波人民的滿意度最高,68.3%,上海人民的滿意度最低,可能要求太高了,上海人民的滿意度是56.32,但是都超過了50%,也證明滿意度還是比較高的。

  我們把第19項和20項加到一起,對醫療服務的滿意度情況。整體來看北京的滿意度最高,兩項指標北京都不是最高的,但是兩項綜合起來北京是70分,最高分。滿意度最低海口57.36。但是也是整體情況都超過了50%,平均值是65.31,說明我們35個城市的受訪者對醫療服務的滿意度還是比較高的。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基本的結論,居民的獲得感還是增強了。

  第三,客觀指數。因為客觀指數張自然已經說了大部分,我就簡單說一下,我們這個客觀指數沒有變化,數據來源是官方公布的數據,指標體系也沒有發生變化,指標體系的構成仍然是,包括生活水平指數、生活成本指數、人力資本指數、社會保障指數和生活感受度指數。這5個指標中我簡單說一下,跟2017年相比生活水平指數、社會保障指數和生活感受指數都略有上升,人力資本指數基本持平,只有生活成本指數較大幅度的上升。所以,整體的結果,北京生活質量總指數北京排名第一,杭州排名第二,南京排名第三,都超過60。有4個城市低于50,西寧、重慶、福州和鄭州,平均值是54.85,跟歷年來相比,2013、2014、2015、2016、2017發現一個什么特點呢?在2015年和2016年連續兩年下跌之后,2017年企穩,2018年比2017年略有下降,下降的原因是生活成本的大幅上升。

  所以,可以得出這樣的基本結論。第一個結論主觀滿意度調查顯示我們城市居民有較強的獲得感。第二個客觀指數的分析表明,35個城市生活質量基本保持平衡,但不足的地方就是生活成本大幅度上升。生活成本大幅度上升,可是居民又有較強的獲得感,也反映了主觀滿意度和客觀指數之間的一個反差。另外,還存在著城市和地區之間較大的生活質量的差距,生活成本的進一步上升,優質教育資源的相對稀缺,住房市場的不確定預期,這些可以看成是當前主要面臨的挑戰。

  為了應對這些挑戰,剛才各位老師講了當前的主要任務必須保持可持續增長,高質量發展,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構建治理現代化體系,解決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之間的矛盾。

  張平:感謝。這兩個大的調查,兩個大的指標都是非常有意義的,一個是高質量指標設計,一個全新的生活指標,一個微觀的,一個宏觀的國際比較,微觀數據我們也非常感謝,因為這涉及到12000個樣本,尤其醫療部分我們連續兩年了,我們希望能夠對人民生活獲得性、獲得感給予一個非常積極的回應,也希望大家關注我們的調研和關注我們高質量發展的系列追蹤。感謝大家。

  (上午結束)

  主持人:下午演講的第一位嘉賓是南京大學商學院的院長沈坤榮教授,他演講的題目是以城市群經濟推進高質量發展。有請。

  沈坤榮:非常高興今天來參會,我參加過11次,每次來都有新的收獲。今天懷抱著高質量發展,城市群經濟來推進高質量發展這個話題做一個分享和交流。

  城市群的崛起是經濟增長進入新階段的一個重要標志。通過對創新資源與全球市場進行有效的整合,世界級的城市群已經成為最具經濟活力的地區,以城市群為主體構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格局是新發展理念的重要體現,也是空間布局優化和要素集聚作用將更加突出。

  如果合力打造世界級城市群來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的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是提升我國區域競爭力的必然選擇。所以,我們提出要以互聯互通的基礎設施網絡打破地理邊界,以有效合作新機制打破行政邊界,加快各種生產要素自由流動,推進世界級城市群建設與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

  下面重點講三個方面:

  城市群發展的宏觀背景;

  城市群發展的國際參照;

  城市群發展的現實選擇;

  城市群發展的最突出的背景,上午各位專家都提到我國發展進入一個新的時代,新的時代發展的新的征程的主要特征就是高速度轉向了高質量,而如何實現高質量需要從兩個角度審視。

  第一,長期來看,經濟增長的潛在動力在哪里。從短期來看,經濟運行的潛藏風險如何規避。所以,我們從城市群發展的宏觀背景來看,需要三個方面,那就是適應新環境、拓展新空間、構筑新動力。

  適應新環境的重點在于處理好中美關系,尤其是全球價值鏈收縮、管控分歧的背景下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上午各位老師都提到如何處理好這么一個大國之間的關系,以前好像有各種各樣的揣測或者是預期,但是最近變的撲朔迷離,核心就是兩個國家力量的對比在發生變化,所以,我們用一張圖表示的是60年來中美在全球經濟中比重的變化,最核心的變化是2002年之后,當時我們加入WTO之后兩個國家的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使得圍繞著國力的競爭來展開。第二拓展新空間,重點是堅持全球化道路共筑世界命運共同體,核心是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但是一個前提條件是國內經濟要穩健,國內市場要穩定。所以,進一步拓展開放的范圍和層次,以高水平的開放來推動高質量發展。具體的就是拓展自貿區和自貿港的建設。第三,構筑新動力,構筑新動力就要推進創新,最核心的是培育新一輪競爭中的產業制高點,核心動力就是要使得中國的創新不但是追隨的,還要原始的。我要講的是構筑新動力的另一個重點就是大幅度調整中國經濟發展的空間布局,重點是建設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或者長三角一體化,京津冀,包括雄安新區,以城市群經濟的高質量來推進中國經濟發展的高質量。為此需要創新發展理念、思路和方法,由行政區經濟向功能區經濟轉變,打破行政壁壘,發揮區域協同效應。第二是從同質競爭向協同發展轉變,形成一個開放融合、協同發展的大生態系統。

  中國經濟增長已經從工業化主導轉向城市化主導,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增長主要是構造化主導帶來的,工業化是城市化的初級階段,現有的城市化主導的階段已經到了,城市化接替工業化將成為未來經濟增長的新的動能。這個看得很清晰,未來經濟增長將以城市為核心,經濟增長是以人口增長、城市化同步進行的,它實際上是三位一體的態勢,以美國和日本為例,大城市經濟的密度是比較高的,經濟產高的區域都集聚在城市群里,而城市規模越大,生產率越高,我們國際比較發現中國主要的都市圈人口和產出的占比較之發達國家還是比較低的。我們大城市集聚程度還比較低。從城市經濟的密度看,每平方公里的產出,北上廣深的經濟密度兩億到三億每平方公里,遠遠高于中國的其他地區,但是跟世界其他大都市比起來遠遠低于韓國的首爾、新加坡、中國香港、東京、紐約等等。上升的空間還是比較大的。

  從理論上,從現代經濟增長的來源來看,城市經濟發展中的人力資本和創新,以及企業家精神。所以,地區之間的分工合貿易可以在一個大國內部獲得巨大規模經濟的紅利。因此,需要通過城市(地區)間的資源再配置來充分利用大城市對于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從而提高國家競爭力。

  但是在中國由于地方政府行為和地區之間的博弈,往往導致市場的分割,不利于地區之間資源配置效率和國家競爭力的提高。地區之間為了本地區的經濟增長,展開激烈的稅收競爭,最近表現為土地出讓金的競爭,環境污染,污染轉移,金融資源獲取,包括無節制的發放地方債等等。這種競爭從一開始的較為正面的替代市場功能,逐漸轉變為負面的作用。地方政府對配置資源的干預,在中國如果離開了這一個視角就不可能理解中國經濟40年來的快速增長。地方政府負面的競爭行為造成行政邊界的惡化,嚴重阻礙資源要素的自由流動,影響經濟邊界的有效擴展。

  為了確保城市群戰略的順利落地,就需要妥善解決地域分割嚴重、城市職能定位不清晰,協同發展制度成本比較高這些困難。地方政府的過度競爭引起的勞動力、資本、土地、能源等要素的價格扭曲,加劇了資源錯配,抑制企業進行自主創新、節能環保的動力。

  行政邊界固化進一步限制了要素的自由流動,阻礙經濟邊界的拓展,不利于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這種過度競爭掩蓋了很多真實的問題,通過低價的出來工業用地、稅收優惠、信貸補貼、放松環境管制或者實際上的轉移使得我們整個經濟陷入了一些非常負面的東西。這些還通過空間溢出效應加劇臨近地區的環境福利績效損失。這方面的研究這幾年開拓了一個新的方向,污染治理和經濟的可持續性,它跟經濟潛在的動力釋放是聯系在一起的。我國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最近地方政府演變到全國政策的河長制、湖長制,我最近在中國社會科學上就中國的河長制政策效應進行了評估,經濟研究上也有這樣的文章,環境污染的轉移和產出之間的關系。

  圍繞這些問題,核心的問題就是怎么真正體現綠色發展的新發展理念。行政邊際的固化限制了這些要素的流動,行政邊際還阻礙了一些事情,所以,要協同治理。這是城市群經濟里最重要的一個方面。

  二、城市群發展的國際參照

  新增長理論和新經濟地理理論將城市看作經濟增長的引擎。

  城市空間集聚促進要素的自由流動,使得市場邊界不斷擴大,有利于形成規模經濟,有利于降低企業的生產和交易成本,還有利于勞動分工,這是正的外部性。

  在這方面時間關系不展開講,比如東京、紐約、舊金山三大可以參照的世界級城市群就是我們需要實現區域治理的協同效應上來做。

  最近我研究長江經濟帶,國家也在做,怎么以綠色發展為引領長江經濟帶的發展,這里面要做好大保護,不搞大開發,不是不開發,首先是以城市的秩序為抓手來推進。

  比較世界三大灣區就可以發現,灣區城市群有效整合了創新資源和全球的市場,它最主要的是三個方面,國際化的視野和創新功能區,網絡化的基礎設施,統一的區域治理。

  我們國家城市群發展的現實選擇是什么?所以,我要講的第三個方面,實際上最核心的就是要做好三個區域的規劃和引領。比如我們規劃了很多城市群,最突出的現在最值得去示范引領和帶動的就是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京津冀你們是所在區域的專家。粵港澳大灣區國家更多的還有政治層面,但是它有很高的不確定性,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四個核心城市,港珠澳大橋建是建好了,怎么開發?因為我們是靠右行駛,它是靠左行駛,怎么弄現在還沒想好。因為我在長三角。所以,長三角城市群提一點看法。長三角城市群一開始提出來,我跟時任省委書記李強提出“一體兩翼”,國家需要我們一個市三個省,但是一體兩翼的長三角核心區更有競爭力,兩翼就是江蘇的8個市,現在要擴展一個市就是鹽城,揚子江城市群,南京、杭州、寧波這么一個灣區,實際上一體兩翼從比較來看,我們有一系列的數據比較,我跟我博士生趙倩做這方面的研究有一系列比較,在比較上“一體兩翼”的長三角核心區可能更有競爭力,現有的整合灣區只是形勢,城市集聚才是核心。比如杭州灣加上揚子江城市群形成“一體兩翼”的格局,以寧波為南,以南京、蘇州、杭州拱衛上海可能更有競爭力,這方面長三角已經一市三省的委員會成立,掛牌成立長三角協作辦公室,放在上海,開始定期的磋商機制和一體化的規劃,推進的速度非常快,當然這里更重要的是市場為基礎。

  從空間不具合產業結構來看,上海不僅是全球的金融中心,也是改革開放的出口型城市,揚子江城市群為上海提供廣闊的經濟腹地,蘇州、南京是全國先進制造業的中心,蘇南五市是中國制造2025試點示范城市群。

  還有一個雄安新區,這個再說。

  最后一分鐘時間,以城市群經濟推進高質量發展。最重要的三個方面,互聯互通的基礎設施網絡打破地理邊界。第二個是以有效合作的新機制打破行政邊界,以建立世界級人才集聚高地為核心,使得把世界級人才集聚高地作為城市群發展的第一方略,不但是人才引得進來,還要使人才使得上勁兒,更要使人才留得住,這是城市集群發展對高質量發展的影響。

  主持人:謝謝沈教授。中國政府城市發展政策是控制大城市,適當發展中等城市,大力發展小城市,我不知道這個城市群到底應該由小城市組成,還是應該由大城市組成。希望有關部門認真聽一下沈教授的意見。下面有請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張連城教授,他演講的題目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路徑與風險”,有請。

  張連城:上午張卓元教授講了改革的歷程,那是前輩,我也是一個改革的親歷者,從1980年到1987年我曾經在經濟學周報、國家體制改革研究所兼職工作了7年,所以,我也算個改革親歷者。借這個機會和大家分享一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經驗和體會。

  我發言的題目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路徑與風險”。討論四個問題,第一個問題,中國經濟體制的變遷都經過了哪些階段。1978年以前實際上1980年之前中國實行的都是計劃經濟體制,計劃經濟體制的最大特點是一大二公,只有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所有產品價格都由中央政府定價,1979南曾經也進行過擴大企業自主權的嘗試,但是失敗了,沒有成功。于是到了1981年我們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按照這個改革,我們首先把農村承包的經驗移到城市來,實行經濟責任制,后來又發展到利改稅,再后來就發展到個體經濟是補充,在全民和集體所有制壟斷的情況下打進了個體經濟,這個個體經濟就是張卓元研究員講的8個人以下的,放開了三類農產品的價格,這是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基本內容。

  經過幾年嘗試發現計劃經濟為主依然沒有脫離過去的軌道,所以,1984年我們提出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改革思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改革思路是國家調節市場,讓市場引導企業,同時提出了初級階段的理論。另外,提出8個人以上的私營經濟和個體經濟都是公有制的必要的有益的補充。同時推進了價格雙軌制。

  經過1984年到1989年的改革,把計劃經濟撕開了一個很大的口子,注入了市場經濟成分。從那以后1989年到1991年開始治理整頓,提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到了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講出了資本主義也有計劃,社會主義也有市場。以前我們提商品經濟羞羞答答的想引進市場經濟成分,鄧小平干脆我們要搞的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1992年的十四大上得到了確認。從那以后中國就邁入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軌道。

  邁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軌道首先一點就是所有制方面承認非公經濟是重要組成部分,要發揮市場機制的基礎性作用,并且放開商品價格。1992年中央管理的定價的737種商品減少到了89種,十八屆三中全會又進一步提出要讓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當中起決定作用,比“基礎作用”又向前推進了一步。這樣在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的歷程上就出現了兩次大的改革,一次是1978年以后的,一個是1992年以后,這兩次大的改革都是以兩次大的思想解放運動或者是以兩次大的意識形態調整為前提的。

  第一次1978年突破了“兩個凡是”,確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是一次思想解放。第二次要對計劃經濟進行改革。第二次大的思想解放或者意識形態調整就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他講不要在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上爭論不休,我們不爭論,發展才是硬道理。三個“有利于”,這是第二次市場解放,這才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伴隨宏觀經濟體制的變革,中國的企業制度也發生了變革,1956年以前,中國是從蘇聯學來的“一長制”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這兩種制度并存,之后過渡到“一長制”就是企業立一個人負責。1956年八大決定在國企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建議要在國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2015年9月,指導意見指出要堅持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充分發揮企業黨組織再企業中的政治核心作用,這是強調了政治核心。將來企業體制會發生什么樣的變革現在只是一個理念,究竟怎樣變革下面還有待觀察。

  不同體制下經濟增長是不一樣的,無論是速度和平穩型都是不一樣的。大家觀察這個圖,紅色的平滑虛線是潛在產出增長區市縣,黑線是實際GDP增長率。計劃經濟出,潛在生產出增長率平均值只有4.99%,平均增加率只有5.14%,這是1956-1977。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有計劃商品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年代潛在產出增加率的均值達到9.52%,平均經濟增長率也達到了9.57%。在從波動幅度上看,明顯看計劃經濟的波動幅度我們看是非常大的,之后波動幅度很小,計劃經濟條件下波動幅度最大的是46個百分點,最高增長率是21.3%,最低增長是是負27.3%。計劃經濟既不能保證中國經濟快速增長,也不能保證中國經濟平穩增長,只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才能做到這兩點。

  市場經濟體制能保證,為什么計劃經濟不能保證經濟平穩更快的增長?因為計劃經濟的本質特征就是否定市場機制,是由政府或者由一批官員在全社會配置資源,包括勞動力。為什么包括勞動力呢?因為勞動、資本是經濟增長主要的投入要素,但是政府要在全社會配置資源必須有個前提,就是把全社會的資源,包括勞動力都得變成政府所有,包括我們在座的一些博士,你們在計劃經濟年代畢業讓你上哪兒去你就必須上哪兒去,分配你干什么你就必須干什么,你不去不給你糧票你吃不上飯,不給你布條穿不上衣服,不給你工資,你人都是國家的,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我曾寫過一篇文章本質上就是政府所有制,所有資源都必須是政府的,政府才能在全社會配置資源。

  計劃經濟的最主要弊端之一就是剝奪了所有消費者、生產者的權益,個人和企業都不能從自己的努力當中獲得經濟利益,生產者既沒有內在的動力,也沒有外部競爭的壓力,從而不能形成制度激勵。因此,計劃經濟絕不是一種包容性的經濟制度,計劃經濟僅僅靠政府部門來配置資源會不可避免地導致經濟失衡,并且導致劇烈的經濟波動,這已經被實踐所證明。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為什么經濟可以以更快的速度增長,我們觀察一下市場經濟體制下經濟增長的動力。在2010年以前,中國的經濟都是平均以10%的速度增長,但是2010年以后中國經濟是持續下跌。從2010年二季度到今年的一季度已經有32個季度持續下降,并且還沒有止跌回穩的跡象。

  我們提取了資本、勞動和TFP增長率的趨勢率我們觀察這個圖可以由4點結論。第一,經濟增長速度和資本增長趨勢率是一致的,這就是說過去30多年的經濟增長基本上全都是靠資本推動的。第二個結論,就業增長率是持續下行的,特別是1985到1993年最劇烈,從4.4%下滑到1.1%,從1993年以后就業增長率就緩慢走低,一直到今天,這說明中國的經濟高速增長可能跟勞動供給沒有關系,它可能更多的與中國的勞動成本相關。第三,潛在產出增長率和TFP增長趨勢率的波動方向基本一致,說明TFP增長率是經濟增長的主要豆粒。但是2000年以后TFP增長率并沒有趨勢性的增長,進一步的分析表明,制度變革對全要素生產率增速的彈性最大,我們計算結果是0.45,然后才是技術進步占0.3,其余是人力資本的變化速度等等的貢獻,而且人力資本對增長的貢獻也與制度相關。所以,綜合來看,制度對TFP的彈性要達到50%,所以,制度對全要素生產率的貢獻應該占了半壁江山。這就說明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必須靠轉型,必須靠TFP的提高,不可能再靠資本的增長和勞動的增長。

  TFP的增長又主要靠什么?根據我們剛才的分析,要靠制度變革,因為它的彈性達到了50%左右。所以,沒有經濟體制改革TFP要想大幅度增長也不可能。

  結論就是以要素投入為增長的經濟增長模式已經難以為繼,通過TFP的提高才能實現可持續增長,而TFP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能不能繼續推進經濟體制改革。

  這是從全社會固定投資完成額我們可以看到,從2010年以后出現了斷崖式的下跌,你不可能再靠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從勞動參與率來看也是持續下降的,勞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也是不可以依賴的。

  最后我們只能依靠經濟體制改革,但是改革是有風險的。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呢?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是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包括構建市場經濟所必須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的環境,這是保證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必要條件。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是正確處理市場與政府的關系,方向是市場在資源配置當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的發揮政府作用。但是至今我們依然沒有使市場發揮決定作用的具體改革措施有什么實質性的措施出臺,可以想像以市場化為趨向的經濟體制改革目前已經進入深水區,舉步維艱,難度很大。最近這些年許多學者都認為政府最近這些年更加主導經濟運行,并且對市場和企業的干預程度越來越大,集權程度越來越高,行政壟斷、行業壟斷,排斥競爭的趨勢不斷強大,國企稱雄稱霸愈演愈烈,從金融信貸、非非公市場準入、去產能等方面擠壓歧視并沒有減少,以及國進民退等等,都意味著我們的改革似乎并不是沿著市場化的趨向發展。以三去一降一補為具體形式的所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認為本質上是屬于過去八字方針里調整的內容,正如上午高培勇講到的,供給側要想真正改革必須觸及到體制層面,供給側改革的核心應該使所有企業在市場經濟框架下充滿活力。

  經濟體制改革究竟怎么改,改不改又取決于什么呢?美國經濟學家庫茲茨曾經說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可以定義為什么什么,這種不斷增長的能力是建立在先進技術,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識之相應的調整的基礎之上的。技術進步是必要條件,實行什么經濟體制,企業制度取決于意識形態,體制和制度怎么變革則取決于意識形態的調整,中國1978和1992年的體制改革證明了這一點。所以,我們得出的結論,當前中國經濟存在著風險就在于進入新常態以后無法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直接原因是不能實現經濟轉型,不能實現經濟轉型的根本原因是不能繼續推進以市場化為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我的結論應該符合馬克思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規律的要求,和他的要求是一致的。我的發言完畢,謝謝大家。

  主持人:謝謝張教授的精彩演講,一句話,改革我們就能有好果子,不改革果子就分配去了。下面有請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楊春學,他演講的題目是“所有制改革留下的重要理論問題”,有請。

  楊春學:今天早上談到所有制改革為中國經濟發展做出貢獻,假如沒有我們之前進行的所有制改革的成就我們就不可能有市場經濟,不管現在的市場經濟形態,即便有了這樣的成就,我們改革過程中留下了很多理論問題,這些理論問題得不到解決我們所有制的改革是不可能進一步深入下去的。時間原因講三個問題。

  第一,農村土地所有制問題,在理論上,公有制有兩種具有實質性差異的基本形態。我把它稱為積極的形態和消極的形態。在前一種形態中,對生產資料每個人以成員的資格擁有一個明確的份額,實質上是“聯合的共同所有制”,在后一種形態中,每個人似乎都可以平等地利用但沒有任何一個人擁有其中任何一部分。

  實踐當中對應的有兩個,一個農村土地所有制屬于前一種公有制形態,實現了生產者與生產資料的直接結合,國有企業屬于后一種公有制形態,生產者跟生產資料處于分離狀態的。

  農村的土地制度,大家一直在呼吁土地要素要市場化,土地要素要市場化主要說的是非農用土地,實際上大伙兒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主要說的是非農用土地,為什么非農用土地沒有辦法實行市場化?這里面圍繞著土地有各種各樣的利益集團,這些利益集團力圖架空農民作為集體擁有的土地所有權。

  農村土地制度的混亂,這樣一種混亂狀態是在非農用土地表現的最為典型。2006年公布的數據,有一年我們國家上訪案例400多萬,其中跟土地有關的是380多萬,相當于每天將近一萬,不僅僅農用土地,包括城市改造。所以,從那以后我才知道為什么我們維穩成本那么高。怎么會變成這樣?伴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發展,所謂農村集體所有制產權不清晰的名義進行的各類改革,使得本清晰的集體土地產權模糊化。非農業土地里政府想從里面賺到錢。農民土地集體所有制產權不清晰這是胡說八道,農村里問問農民,清楚得很,我這個村子跟你這個村子哪條線,你的村子敢占用我們的土地那是要打架的。承包以后從哪兒到哪你們家的一清二楚。就是政府要征用攪和不清楚了,產權不清楚是政府想從農民的土地上獲得收益,水是很清的,攪渾了,不清,改。

  國有制問題,國有制是一種消極的公有制形態。國家所有制是公有制的低級形態。在我們國有企業,前南斯拉夫經濟學家早就指出了這種消極的公有制的實質。我們公有制是生產資料與勞動力直接相結合煥發出偉大的生產力。實質是什么?他說當時國有企業什么狀態?勞動者仍然與生產資料處于分離的狀態,沒有獲得對生產資料直接管理權。這一矛盾帶來的消極后果是,一方面直接生產者實際是國家的歸恿勞動者,因而無法調動他們的生產積極性。另一方面也會造成國家機關與人民群眾的脫離,產生官僚主義。南斯拉夫經濟學家卡德爾。

  我們國有企業也是這樣。我們國有企業改老半天改動了嗎?放權,承包制,股份制,現在到管資產,用現代體制,現代體制什么含義?股份制就是股份制,用股份制改造現代企業,非要用現代體制。

  國有企業要改你要怎么來看,國有企業里我們要從什么角度思考它,以所謂的“混合所有制”名義進行的改革能否擺脫這種困境,為什么我們需要“國有制”這種低級的公有制形態?有三種視角,一種基于意識形態的所有制理論,公有制是我們社會主義的性質,必須的。另外,基于市場失靈的所有制理論,公共物品,自然壟斷產業里讓競爭性市場經營,它的價格會高于均優價格,產量低于均優產量。另外,基于產權和契約理論的所有制理論,哈特說國有企業還是有必要的,他主要按照法國國有企業研究的,法國的國有企業效率很好的,創新能力也很強。這涉及很多具體問題,不多說了。

  第三,非公有制的性質問題。實踐中非公有制有三種形態,個體戶、私營企業、三資企業。漢語里與“公”相對應的應該是“私”,公有、私有相對應,非公什么含義?女人,非女人就多了,雞、鴨、狗全都是非女人。公有制搞明白了,非公是哪些東西?非公有制的三種形態,個體戶私有制形態。1978年、1979年大家討論,當時人民日報廣東一個農民承包魚塘,雇傭六七個人,人民日報爭論了三個月,我都找來讀了,說《資本論》7個人以下算積極的私有制形態,別小看這個問題,私有企業獲得了合法身份,現在我們看來很可笑。為什么我們非要說非,不說“私”。市場經濟體制下,私有制是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它肯定帶有剝削的性質,剝削是跟社會性質不相容的,那不行。就為了這點東西我們弄出個“非公”,反正我是搞不懂。

  現在我們對民營企業非公有制經濟一直在使,我們回避“私有制經濟”這樣的概念,這很麻煩在哪兒?你既不是公有制,又不是私有制,是什么東西?這不是一個純理論問題,名不正言不順,言不順口至而實不惠。大力發展,支持非公有經濟的發展,發展半天和我不是一條心的。國家經濟學界很有智慧,非公有制經濟雖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組成部分,但并不屬于社會主義經濟,社會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是一回事兒。這是一種聲音。

  另外一種聲音,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非公有制也屬于社會主義經濟,它是在公有制陽光的普照之下,公有制的性質還私什么私?普照之下,還引用馬克思的普照之光,意態之光是普照之光。

  我們說經濟支持兩種,公有制、非公有制共同發展,后來非要以這種方式思考,非公有制經濟效率方面大于公有制經濟,總有一天我也會壓倒的優勢80%,你20%,你說清楚嗎?國進民退,只要你這個問題說不清楚是不可避免的,國進民退對中國改革的阻礙很大的。

  我們國內學者也有聰明的,圍繞《共產黨宣言》的著名論壇,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叫揚棄,揚棄是保存好的方面,拋棄不好的方面,我們沒有辦法找了個根據。

  說一個簡單的結束語,就我個人來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空間主要既得利益集團不想放棄從農村土地獲得利益的渠道。國有企業改革之所以一直處于困境中,私有制一直處于名不正言不順的狀態,主要是因為我們把所有制適用于一個社會性質的最根本因素。社會的最根本因素真是所有制嗎?我們僅僅是一個什么形態的社會主義?說這句話的含義,非要把所有制的改革,意識形態角度我們思考所有制的改革問題,我們所有制的改革會永遠處于在意識形態陰影中蹣跚而行。

  所有制的核心是產權,這是一個核心問題。我們思考所有制與社會公平之間究竟是什么關系?

  主持人:我參加一個會,他們給混合所有制是如此下定義的,說過去我們所有制改革是把國有企業不斷地做小,然后慢慢地退出競爭領域,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的是國有企業不斷收購非國有企業,從而達到國有企業的混合。

  下面有請中國人民大學學術期刊社社長楊瑞龍教授,他演講的題目是“新舊增長動能轉換與高質量發展”,有請。

  楊瑞龍:尊敬的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下午好!我非常感謝主辦單位的邀請,我基本上沒缺席過,每年都來,今天也如期,發表一些粗淺的看法。我收到會議的主題,圍繞高質量問題發表我的看法,我的題目叫“新舊增長動能轉換與高質量發展”。

  第一個問題簡單說一說,高速度發展向高質量發展的轉換是有客觀必然性的,你想了解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必然性就了解一個概念就是經濟新常態。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沖擊下中國的外貿下降導致投資下降,然后中國GDP增速下降,中國出臺了4萬億的刺激計劃,2009年3月份迅速觸底反彈,這樣的反彈是有很大副作用的,一方面表現結構的嚴重扭曲,四萬億投向重化工部門,導致結構扭曲,今天的所謂產能過剩。

  2008年刺激大量的貨幣流向虛擬經濟,導致房地產的泡沫。面對這樣的形勢,我們2009年開始退出刺激計劃,隨著刺激計劃退出,我們到了2010年年底2011年年初出現了拐點,全世界經濟學家,包括國內的都沒預測準確。我們沒想到持續這么長的經濟下行,對這樣一種經濟下行我們到底什么原因導致的下行我們要從性質做個判斷。這種判斷結果慢慢達成一個共識。

  什么共識呢?我們認為2011年以來的經濟下行主要是由于周期性因素導致的,由結構性因素導致的。所謂的結構性因素就是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傳統要素發生了變異,包括改革紅利,全球化紅利、工業化紅利、人口后利,這樣的一些紅利,傳統要素發生了衰減,這樣一種衰減導致潛在增長率的下降。因此,我們認為中國經濟的下行,或者L型走勢可能是個中長期問題。到了2014年我們把這樣的狀態描述為經濟新常態,當處在經濟新常態的時候我們就要放棄對高速度的追求,把重心放到結構調整和創新驅動上來。這樣我們就提出一個所謂的“增長動能的轉化”問題。你要創新驅動,結構性調整就不再可能依靠傳統的生產要素來維持增長了,你需要發現調動培育新的增長動能,這就是思想的我們講高速度向高質量轉換的一個背景,這個背景我們覺得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要理解新常態,新常態盡管十九大中談得不多,但是這可能是我們中國未來將面臨的中長期狀態。對于這樣的一種狀態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潛在增長率的下降。

  怎么定義潛在增長率時間關系不多說了,我們沿用的是一個傳統的潛在增長率的概念,1979-2015年中國潛在增長率平均算下來7.2左右,近期2011年以來是有所下行的。平均7.2有幾個斷點,主要表現為是1988、1993、1998、2003、2011年。這些結構斷點表明在不同時期我們國家經濟增長動力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變異,這樣一些變異預示了經濟潛在增長水平發生了一些持久性的變化。我們發現最近幾年來隨著人口紅利的逐漸衰減,勞動力的推動呈現一個下降的態勢,而資本的貢獻變得居高不下。同時,我們發現全要素生產率出現了一些波動。

  這張表我們測算了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它的潛在增長率水平,以及勞動增長率的趨勢和資本增長率,全要素趨勢增長率,以及勞動資本,以及全要路相應的貢獻,我們按照不同期限測度了這樣的一些變化,其實國內很多團隊都做出了相應的測算。從這些測算當中我們看到勞動貢獻確實在不斷下降,資本貢獻居高不下,全要素生產率是有一定的波動,近期還是有一些下降。

  這樣的波動反映增長動能的變化,包括改革紅利、勞動人口紅利、開放紅利,等等都在不同的時間發生一些變化,國內不同團隊都做了不同的研究,增長的波動性和這樣一種增長動能的變化有很大關系,時間關系不做具體分析了。

  潛在增長率的波動中,全要素生產率起到了絕對性作用,因為全要素生產率極大的波動性未來要穩定潛在增長率核心就是穩定全要素增長率。我們可以把全要素生產率分解為技術進步、規模經濟和資源再配置三個方面,我們發現過去前面講過的一些增長都能發生變化,我們發現過去技術提高的重要動力是對國際技術前沿的學習,現在看來難以為繼了。過去我們規模經濟主要通過分工干中學獲得,但雪球擴張是實現的保障,國內消費高漲和外需上升階段相應的全要素生產率呈現一種上升態勢,現在我們發現我們外貿方面遇到了困難,包括最近我們發現三駕馬車中投資、消費都出現了相應的回落,因此,相應的規模經濟通過干中學相應的發生了變異。同時,市場改革是資源配置的內和外生動力,現在看能改的都改了,改革越來越難了,在一些基本問題上都沒達成共識。時間當下中國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面臨著一個前所未有的困難。

  針對這樣的變化,中央做出了一個部署,這個部署我概括起來就是一個總要求,一條主線,三個攻堅戰。一個總要求,我國經濟發展從高速度向高質量轉變。一條主線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兩個抓手,一個是結構調整,一個是創新驅動,近期三大攻堅戰,理解前面的背景我們理解中央的一個總要求,一條主線,三個攻堅戰的判斷還是準確的。這就是我講的背景,講講為什么我們戰略要發生轉變,現在都在談高質量的問題,我們想維持增長惟有高質量發展,你要通過傳統的高速度我們無路可走。實現經濟增長動能的轉換是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關鍵。非常明確,高速度向高質量轉變,轉變的關鍵根據我前面講到的就是要實現經濟增長動能的一種新舊轉換。在低收入向高收入水平轉化的過程中,大多數國家經歷了一個增速放緩,這符合經濟增長的一般規律,大家不要對當下中國經濟出現了一種增長放緩大的形勢是覺得遇到了一個重大的歷史性的變化,可能西方有的國家預測中國從此走入停滯的20年,這樣一個判斷不準確的,因為一個后發國家經歷一段時間的增長以后,增長放緩是一般規律。

  何以為證?我們大量的數據,我們按地區,經濟增速放緩占比按地區按時期做了一些觀察,我們發現很多國家都在經濟增長一段時期面臨速度放緩的問題。從不同國家來看,我們發現人均GDP一萬一千美元左右的時候,韓國、奧地利、墨西哥、匈牙利等國面臨一個增長放緩的過程,在人均GDP到一萬五千美元左右,像新西蘭、希臘、西班牙、愛爾蘭、波蘭等國家都面臨一個經濟下行階段。在這個過程中不僅是可能會出現一次下行,還有一些國家其實在增長過程中發生了多次的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像匈牙利、希臘、日本等都面臨經濟下行,我們好象不太習慣,1978年改革到2008年經歷30年的高速增長,我們覺得在中國增長好像是一個永恒的事情。即使沒有世界經濟危機中國可能也會面臨經濟下行。所以,對這樣一種下行大可不必驚慌失措,因為它是一個一般規律,是一個一般現象。我們要關注很多國家都面臨著一個經濟下行過程,但是為什么有些國家走出來了,有些國家沒有走出來?我們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1960年有101個中等收入經濟體當中后來只有13個國家或者地區成為了一個高收入的國家和地區,包括中國香港、以色列、日本、葡萄牙、韓國、新加坡、中國的臺灣,但是大量的中等收入國家因為出現了增速放緩以后從此陷入了停滯。中等收入陷阱,到了一萬美元以上很多國家都面臨經濟下行,但是有些國家走出來了,有些國家沒走出來,而且沒走出來是大部分。所以,經濟下行好像是個天大的事情,我們要關注經濟下行作為一般現象為什么有的國家沒走出來,有的國家走出來了。

  我們發現其實很多國家在低收入階段都會靠廉價勞動力、技術引進、城市化、人口后利等等,中等收入一萬五千美元左右都會遇到工資收入上升、勞動密集產業比較優勢降低,技術逐漸靠近前沿水平,后發優勢到極限,人口紅利等等消逝中等收入陷阱,經過研究為什么有的國家走出來了?因為這些國家無一例外都是實現了一個增長模式的轉換和增長動力機制的轉換。因此,你要從高速度向高質量轉變,一個非常核心的問題就是增長模式的轉換和增長動力機制的轉換。這可能是我們要關注的關鍵。因此,我們認為在發展過程中,經濟增速放緩是一種必然現象,符合經濟增長的一般規律。但是增速放緩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經濟增速雖然下降,但是人均產出還是可以持續增長,從而使一些國家從低收入走向高收入。但是有些國家經濟下降以后,人均經濟增長率在0附近徘徊,經濟增長維持在一個比較低的水平,進入一個增長陷阱。

  因此,我們要關注怎么樣實現增長模式轉換,怎么實現新舊增長動能轉換可能是我們下階段通過一個供給側結構改革和增長方式轉變解決這個問題。我們的結論是非常清楚的,高速增長放緩具有必然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挖掘原有動能的同時轉變增長模式,實現新舊動能的持續增長。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沒必要妖魔化,現在很多人怪農民工工資上漲導致我們成本上升,其實是不對的,我們欠了農民工很多債,農民工工資上漲并不是導致中國經濟下行的原因,他們應該得到回報。我做了一個課題,工資形成機制的變革是如何影響中國經濟結構的轉型這樣的課題。這里我就不多說了。

  既然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們第三就必須要以改革為突破口來培育和激發經濟新動能。高質量發展,你一定要實現增長動能轉換,你要實現增長都能轉換就要創新驅動發展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通過這樣的兩個抓手實現新舊增長動能的轉換,邏輯上是清楚的。這一方面達成共識也很難,中國不像其他國家,我們中國有人懷疑中國未來增長可能性,我認為一點都不用懷疑,中國還可以維持二三十年的增長,因為我們客觀上存在這樣的新動能,這是我們原來的舊動能,這樣一種新動能,我們完全可以實現都能轉化來維持二三十年的中高速的增長是完全可能的。

  問題在于這樣一些動能怎么激發出來,很重要的是改革。兩大發展,創新驅動。創新驅動怎么樣來落地,關鍵是改革。我是國家創新驅動發展專家委員會的委員,開了幾次會,95%都是院士,搞文科的兩三個人,我老撈不著發言,開了三次會都是白發蒼蒼的院士講,到會開完了,原來的科學院院長說你還沒發言你講講。我講什么呢?他們一講創新驅動就是“983”,我說關鍵問題就是要制度創新。我給他舉了個例子,這個例子也不是我創造的,講了個什么例子呢?英國的工業革命表面上好像是蒸汽機為代表的技術創新,但是關鍵是什么?關鍵不是這個,關鍵蒸汽機因為工業革命之前一百年就廣泛存在了,為什么那時才引發工業革命?原來是那個時期發生了資產階級革命以后對創新進行了產權保護,貿易制度的構建導致市場規模的擴大,這兩個因素導致了英國工業革命。后來發現原來是制度創新。再回顧中國的改革開放30年這個跨越增長靠什么?靠改革。所以,中國現在還是在以政府主導來搞創新,我們中國可以靠國家搞芯片了,國家搞芯片搞得了嗎?搞不了,沒有對接市場,靠國家搞芯片很難很難的,一定要引入市場機制。所以,好在中央沒呼應這樣的聲音。所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要改革,調結構,經濟結構背后是利益結構,利益結構背后是體制結構,體制結構背后是發展模式,我們現在發展沒世不變的情況下我們調結構一定是按下葫蘆浮起瓢,調結構調不動,發改委主導的調結構去產能這些產能都是當時他們批的。所以,不引入市場想調結構很困難。

  為什么改不動?改革的動力機制,當下中國改革大家都明白,真正反對改革的沒多少,大家都想改革,但是為什么好多文件改革落不了地呢?改革的動力機制。混改現在搞了兩年多了混了,但是沒改。為什么本來混什么?民營資本和國有資本混改,現在混什么?82.6%的國企都混了,當中90%都是國有和國有混。動力機制缺失。要讓改革者有好報,不能讓改革者承擔很大政治風險,這是非常大的問題。改革改革很簡單,如果我們改革確立市場化改革,就看產權有沒有變化。第二資源配置市場起作用還是政府起作用,如果這個改革導致了產權清晰越來越向反方向走,如果資源配置政府在其中起的作用越來越主導這不是改革。所以,重塑改革動力機制,通過改革動力機制激發來推動改革,通過改革為動力機制轉換創造條件。我想中國維持二三十年中高速增長一點都沒問題。所以,生在中國還是很幸福的,因為中國是一個有希望的國家,希望就在改革,改革,再改革!謝謝大家!

  主持人:有激情,有希望,下面有請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平教授,他發言的題目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經濟理論探索與創新”,我們專門講個理論的話題。有請。

  張平:大家下午好!今天以經濟研究作為一個知識圖譜解析一下中國的經濟理論。大家都愛講改革,但是傳統體制就建了20年,我們今年是紀念改革開放40年。所以,改革確實不是一個簡簡單單的意思。所以,它需要一整套有關改革的理論進行建構。要不然建了20年,改了40年還老說改傳統體制,有點過分。所以,真正的改革到今天不僅僅要改革傳統體制遺留下來的所謂的所有制問題,政府過度干預問題,也要改革大量的改革開放以后我們的利益形成的一些固有的利益機制,比如我們依靠地方政府進行了GDP改造,但是同樣也使得政府干預經濟過程中自身已經成為了一個尋租者。所以,這些行為都是我們要改革的新的內容,而不僅僅是一個傳統體制。我們理論建構來看中國的情況,中國經濟增長奇跡不講了,整個增長奇跡使得我們腰桿很硬,人家說你們一直在改革,一直在前進,但是其實我們改革的背后是一整套理論知識圖譜在支撐著我們,并不是簡簡單單地說我們就是一個非常簡單的過程。

  我們的知識圖譜不想給大家講的那么復雜,早期肯定是從最傳統的一些理論入手,比如這時候我們就能看出來有大量的大家在本本主義之爭,就是我們怎么引經據典批判原來的引經據典,這是我們的第一步。我們通過新的引經據典,結合中國的國情批判傳統的引經據典,完成了我們對資本論,對馬克思主義的第一次活用,也是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的實踐相結合。這是第一步。但是這一步最大的推動除了形勢以外,我想最重要的一個推動是調查和實證的清晰,過去中國的研究全是形式主義到形式主義,然后在80年代開始,包括杜潤生的農村發展組開始進農村調研,寫調研報告,最早改革發展組體改所,早期改革的這些研究機構,經濟所也好,大量的人都走到了田間地頭進行研究。所以,你們看這張《經濟研究》原來發表文章最高峰你們能想象到是什么嗎?是農業經濟,是經濟體制改革,其實這里面這兩個高柱子都是包含了大量的調查,聯產承包制,廠長負責制等等,無非是大家要從一點一滴的積累案例中突破傳統的系統性的特征。在我們能看到最重要的一個時期就是我們的所謂改革戰略之爭,這就是所謂的三大體系之爭,兩條線之爭也好,還是所有制中心整體改革,但這時候其實是一個建立市場體系和一個中國理論逐步形成規范的時代開始了,這個重要的東西大家都知道是巴山論,首先是東歐的市場化改革的特征,和國際的西方宏觀管理的經驗引進,這兩個結合才是后面的改革戰略大討論的基礎,這個是我們想給大家分享的一個,特別是宏觀調整和宏觀經濟理論經過1988年價格闖關以后這個理論大家發現宏觀定價對整個微觀基礎的促進非常重要。

  我舉一個例子,這也是我們今天給大家講的一個我們用關健詞一看1987年整個宏觀經濟研究也開始進入了新范式,連經濟研究的欄目也在1987年后開始正式用“宏觀經濟”這個詞,原來我們叫“國民經濟綜合平衡”,講的是計劃的概念。宏觀經濟第一次在關鍵詞中開始我們引入了,大家看總供給和總需求,不要簡單地看,原來我們的宏觀經濟理論研究叫循環論,生產流通分配消費四個環節,供求關系的引入是真正的宏觀范式的引入,而從這時候的引入到我們真正的建立宏觀范式,已經又花去了很多年,我們經過了90年代開始的宏觀范式引入使得我們大量的領導者和學者都心里已經非常的明確了一些他思維上的宏觀概念,這時候才真正的啟動了所謂的我們宏觀體制的建立。

  剛才大家講了很多所有制,我在這里略微給大家詳述一下中國是什么樣的宏觀管理理論和體制,在什么時期建立的,到現在我們應該干點什么。中國的宏觀體制非常有意思,是1994年、1995年徹底奠定的中國現代的整個宏觀管理體制,這“現代”包含了兩個含義,第一是跟國際接軌的現代宏觀管理體制,第二是現在還在用的這個宏觀管理體制。這個宏觀經濟理論非常有意思,大家老說很多人比較優勢理論等等,很少人關注過一個重要的事實,就是宏觀定價對比較優勢的偉大的貢獻,沒有宏觀定價做不到比較優勢。為什么?大家知道中國有一個很絕的年叫1995年,在這年以前中國全是貿易逆差,在這之后中國全是貿易順差到現在,這一年干了什么?就干了一件事情,干的事情就是人民幣匯率并軌,從4.26并軌到1:8.3,大概4.7,并軌到8.3。這一次并軌相當于我們一次大的宏觀定價的變革。所以,在之前我們也好好地有競爭力,但是在之后我們就有順差了。所以,不能說全部靠微觀改革,也要看到宏觀改革的根本。1995年我們啟動了商業銀行法,我們才從過去銀行印票子我們都是貸款比存款多的時代開始轉入了以存款為基礎的貸款,我們濫發貨幣這件事兒到1994年結束了,而後我們是什么呢?通過外匯占款進行貨幣發行,我們2013年貨幣占款占整個央行資產表的83%。所以,人民幣一直過度超發,其實這是不嚴肅的一個論題,其實中國是基于非常強大的中國從無價變有價的勞動力,無價變有價的土地市場的貨幣化過程進行的國際交換而創造了貨幣。還不是簡簡單單國內無價變有價,而是我們通過國內的無價變有價,這個價還是國際交換。過去農村勞動力叫剩余勞動力,住家里還得吃飯,不但不掙錢還得消耗糧食,現在變成了工廠的工人,而且他的產品能出口,這個價格滾動。所以,我們能看到1994年開始我們的匯率改革了,我們的銀行的發鈔方式做了重大的改革,然后其他四大銀行工農中建原來就叫四大出納,你一聽就知道農業的出納找誰,現在變成商業銀行法運轉,我們的財政體制也是在同期進行了所謂的分稅制改革,以我們增值稅,而且就是以工業增值稅為基礎進行征收,直至去年我們把第三產業的增值稅并在了一起,這樣我們才形成所謂的財政框架。所以,大家要記住我們整個宏觀管理框架是1994、1995年基于中國工業化快速增長時代創立的,但是現在我們2019的年城市化率達到60%以后,我們這套的基于工業化的宏觀管理框架是否應該變革,稅收是不是應該從間接稅向直接稅改革,整個金融體系是不是還是應該以銀行為基準的服務工業化還是轉向更為不一樣的東西,而我們的貨幣發行也很明顯,外匯占款不斷下降,我們貨幣發不出去了。所以,這套體制都是面臨著我們的改革。所以,我們的理論一定要走在前面。

  剛才說整個宏觀理論1987年開始,到1994、1995年,因為社會都理解了這套匯率、供求關系、財政問題、稅收,這個改革才開始。所以,理論的探索一定是超前于實踐的。這點希望大家有所認識。現實問題成為了很多的焦點問題,確實很重要。這些都是我們可以給大家的一些分類,這時候宏觀研究非常重視。

  社會主義市場體制是我們進一步的大的發展過程,也是中國趕超,中國從這一時期,1999年到2012年中國另一個學問詞崛起,也是我們課題前途就此而崛起這就是“經濟增長”,過去我們叫“經濟發展”,大家知道“經濟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概念按盧卡斯的名言經濟發展能說得清的部分的就是經濟增長,說的清的部分可以科學化、理論化,中國經濟越來越從朦朧性的發展,各方面率先逐步納入了整個基于經濟增長核算框架的這么一套理論,從而也奠定了中國現在都用TFP,TFP寫到了黨中央的文件中。所以,這些都是我們看到的。這時我們發現我們的學科,經濟增長、貨幣政策、公司治理、人力資本成為主線,特別是我們能看到金融經濟學也在這方面快速發展。所以,中國其實現在我想跟大家講的,我們的理論不但是越來越豐富化,我們的理論也越來越規范化了,也要越來越需要討論楊春學問的問題,我們的詞語定義不是朦朦朧朧的,我們必須建立在理性思維的框架下,我們現實也豐富化了,現在誰也看不到這點。所以,我們籠統地說改革,你說改革一個房地產不知道有多少人反對,這個不是一改就靈,而且不是那么簡單了。所以,我們需要在學科建設中有很多的,包括田國強教授一直拉扯著我們做機制設計,為什么呢?你現在的大量的改革是公共服務的改革,簡而言之你用一個市場價格是很難定價的,你可能要設計一套機制使分配是公平的。這些東西都是我們在理論研究上的最重要的一系列貢獻。

  最后,一分鐘時間我用最后一個總結,現在我們中國成為了經濟增長的第二大國,我們現在也確實有資格向世界提供新的智慧,但是我們也要認真地反思我們自身的毛病和學科建設問題,使得創新引領成為中國發展的主流。謝謝。

  主持人:感謝張平教授給我們《經濟研究》雜志社做了個大廣告。下面有請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張曉晶教授,他演講的題目是“高質量政府與高質量發展”,有請。

  張曉晶:謝謝。首先特別感謝主辦方,因為每次能夠參加這樣的會對我來講是極大的榮幸,而且特別有感觸的是什么呢?每次這樣的論壇能夠推進我的研究。不同的主題會讓我在不同的研究領域可能需要更多的努力去工作。大家看咱們今天論壇的題目是關于高質量發展和國家治理現代化。我的題目是高質量政府與高質量發展,就是一個命題作文,高質量的政府對應了我們的國家治理現代化。

  關于高質量發展在座的各位都提到了,但是中國的很多概念特別像一個大的框框,高質量發展在今天為止應該說還沒有從根本上破題,就是說這個框框里到底應該裝什么東西,現在可能還正在討論之中。我們最近也給上面做了一些課題來解析這個框框里到底應該放什么。首先,我們現在提出來的很多概念,包括新常態都是從國際上而來,也就是我們不是憑空產生的。關于增長質量、發展質量的衡量國際上有很多這樣那樣的一些指數來進行界定,比較著名的是人類發展指數,這里面我就不去做更多的分析。當然,人類發展指數是相對簡單的,它是為了比較容易進行國際比較,特別是數據的可獲得性,但是他有個最大的特點,超越了基本的經濟增長的層面。

  第二個就是增長質量指數,這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研究者提出來的,一方面我們除了講產出,比如經濟增長怎么樣,同時還要講產出帶來的效果,對人的健康、壽命、教育各個方面有什么樣的促進作用。所以,它等于是在數量基礎上加上了質量的內涵。第三,包容性的發展指數,這個指數是世界經濟論壇提出來的,這里面包括了幾個方面,增長和發展,這也是大家經常講到的,中間是包容性,后面是關于跨代億與可持續性。包容性、可持續性是我們講高質量發展非常重要的方面,因為增長我們已經有了,而且是快速的增長。

  接下來我們今天中國要搞高質量發展應該有什么樣的內涵,因為最近跟國際的一些專家有一些交流,他們經常問的一個問題,你們搞高質量發展能不能告訴我你們想搞什么樣的高質量發展,你們有什么樣的界定嗎?我們其實不是體好回答,當然我們就簡單說五大發展理念,加上什么什么,其實我們也很難集中聚焦到某幾個重要的指標上。因為中國講任何事情,特別是講我們講的發展也好,增長也好,質量也好,我們最大的特點是我們把所有的好東西都擱到一塊,我們希望所有好東西都進入這個框架,因為要跟國際比,人類發展指數才幾個,增長質量指數才幾個,我們除了五大發展理念,不同專家還會加東西。希望好事成堆,但這在邏輯上就是一個悖論,好事成堆是很難做到的。

  高質量發展的框框開始放什么東西呢?最典型的就是五大發展理念,2017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提出的,這個夠不夠?我們認為還不夠,還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因為這是一個最大的帽子,所以我們要加上這個。再有我個人提出來的,我認為更重要的,如果你不加上后面這一條,前面所有的東西就都沒有用。前面東西都是好東西,但都是零,后面的東西才是1,沒有高質量的政府根本就沒有高質量的發展。其實我講的這個東西跟剛才各位教授,甚至是上午的各位專家講的可能很多的認識方面是比較一致的。

  高質量發展指標的比較不比了,我們的指標是最全面的,但是我這里想說我們今天提“高質量發展”一定要認識到一個問題,我們要以發展的眼光來看,不是今天,包括新常態,當時就說新常態應該是什么狀況?大家想描述9大特點一二三四五,今天看已經不夠了,因為用高質量發展替代它具有了新的特點。

  我們要說今天的高質量發展就是那樣了嗎?不是。我們今天提到的這個高質量發展是中國現階段的高質量發展,我們想一想,我們遇到的問題跟美國,跟其他發達經濟體他們遇到的高質量發展遇到的問題是一樣的嗎?顯然是不一樣的。等我們到他們那個階段我們高質量發展的定義就會發生變化,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特點,也就是在今天我們強調的不是高,不是新,我們強調的是適合當今發展階段的這個高質量,包括環保方面,包括綠色包容各個方面。包容要做好,但是盡力而為,量力而行,要勤勞致富,不是政府給你包了,這個包容是有限度的。

  高質量發展會有一些特征,我們總結的不一定對,大家不斷努力過程中才能形成比較明晰的概念,我們很多東西提出來沒有明晰的界定,沒有明晰的對象。首先,高質量發展發展是關鍵詞,沒有發展高質量就談不說。所以,第一點,發展是硬道理。第二,高質量發展這是中央界定的,質量、效益、動力三個方面的變革。第三,我這里要特別強調什么才叫高質量發展呢?過去低質量?但是我告訴。缺了什么才不是高質量?全面、協調、可持續。這三點它都沒有,不全面,只有經濟增速,其他方面不行。還有協調,我認為協調是這里面最最重要的,因為你沒有協調就沒有可持續。為什么說協調重要?比如我們講五大發展理念五個方面你都要發展,他們之間會不會有沖突?當然是有沖突的。比如你創新,你創新就有創造性破壞,創造性破壞就有人失業,你有沒有包容性的發展來支撐你的創新才能繼續下去。沒有這個就繼續不下去綠色發展和經濟增速也是這樣,你需要經濟增長快一點,對不起要犧牲環境,你需要綠色發展我們就要歇一歇,我們就要慢一慢。所以,各大指標之間最重要的是妥協,是要相互補臺,我們一定是不要把每一個指標它所有的潛在的能力都給它用盡了,不是這樣,一定要知道哪個是短板,我們的發展是按短板來,比如現代扶貧,比如現在環境攻堅,比如現在防金融風險,那都是我們的短板,我們不按短板來三大攻堅戰根本沒法打,不按短板來我們可持續根本就做不到。所以,重要的反而是協調,甚至是妥協。

  高質量發展我認為還有一個重要的特征就是我們以前市場化改革也好,包括宏觀體制改革,我們要學西方發達經濟體,學這個,學那個,高質量發展不存在完美的參照系。為什么?因為我們天天說美國這個好了,但是那個不好。比如經濟有活力,但是差距太大。歐洲比如說社會福利好,相對公平,綠色發展也不錯,但勞動力市場僵化,社保都不行。日本也有好的有去的,也就是它不能成為我們完美的可以參照的樣本。那就是我們要按自己來。我們自己來我們就是要提出來前面說的人民為中心,五大發展理念,加上政府高質量。

  接下來我們要討論怎么衡量政府的質量,政府能干什么?1997年世界銀行提出的文獻,變動世界中的一個政府,它其中就講了政府可以做這么多事情,我想我們是一個全能的政府,我們政府幾乎把上面所有的事兒都做了,甚至上面沒有說的事兒也做了,這就是我們全能的政府。今天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政府呢?我們是不是越小越好?顯然不是。我們需要找到一種平衡,關于政府的作用有一大堆文獻,我這里可以簡單地過一下,因為都涉及到一些大家經常會提到的早期的強調政府。

  林毅夫教授也強調有為政府,對有為現在爭議很多,斯蒂格利茨強調你過去的比較優勢理論已經不行了,真正的要素稟賦是什么?是那些無形的東西,制度、教育、社會的學習能力等等這些東西,而所有這些東西需要什么?需要政府來配置。

  這是一篇外國的文獻,總結了很多的文獻來提出來,因為政府是多目標的,所以,他還能扮演很多重要的角色。大家的很多,美國在指責中國智造2025的時候我們同樣可以用他的理論和他的例子來論證美國其實在支持制造業,在支持高技術方面他們美國政府做了很多的工作,這實際上為美國發達經濟體的干預提供了理論基礎,這是非常著名的一個專家Mazzucato。

  最后談到福山和Acemoglu的一些貢獻,福山最強調“國家能力”的理論,一個概念,但是這個國家能力特別強調除了你前面的國家能夠有好的稅收能力,國家掌控資源的能力,重要的就是你還有需要有責任,還有法治,什么東西來制衡你的能力不是無限的擴張,這個約束的東西非常重要的,而這個是被我們所忽略的。

  下面我們根據前面的文獻來做一些簡單的總結,政府質量怎么衡量。政府質量的研究我們相對來講比較落后,國際上專門有這樣的機構,有政府質量研究所,他們對政府質量幾個關鍵詞,前面值得信賴的,可靠的,中立的,廉潔的,還有有競爭力的,我們更多關注了后面這個,我們Power很強,有競爭力,但是可能忽略了前面的這些,國家能力、掌握資源能力不細說,政府效率也有很多衡量,關鍵可持續性,包括政府債務涉及到可持續性,更大的可持續性是什么,是我們執政黨的可持續性,這非常重要,但是它怎么體現在政府上我們再研究。

  制度的質量涉及到產權保護、司法效率、政府誠信等等,如果我們要有高質量的政府這個方面就應該做的很好,高質量政府的基本邏輯是什么呢?其實就是非常簡單的這么一個,就是說如果我們沒有好的國家能力,我們什么事兒有干不了,我們即便有再好的新的發展的目標,新的發展的理念,我們也實現不了,非洲、拉美就很困惑,但是如果國家能力很強,在這個時候你的目標設定不當,比如我們早期只關注速度你可能就會存在問題。同時,如果我們這樣的國家能力缺乏約束的話,政府這個手哪兒都要伸到的話,實際上會帶來更大的問題。我們今天討論來討論去都是圍繞這樣一個主題,政府這個手到底伸到哪兒,我們怎么把這只手限制住,不是捆住,是限制住。所以,大家不同的角度都提出這樣一個想法,40年之后我們改革再出發重點是什么?什么東西一改就靈呢?當然我提出來這個也是一個太寬的抓手,改政府一抓就靈,過去40年我們改的都是市場,這個市場沒有我們要建,那個沒有要建,到了今天我們發現所有的再想市場化推進的阻力在哪兒?全在政府。最后發現你就得改它,你不改它你所也的市場化都無法推進。所以,今天我就說,到了今天我們的高質量發展需要的高質量政府應該是我們推進政府自身的改革。這里面我提到幾點,你對自身要有檢點,既要能保證我們新發展觀的實現,同時你自己也要老老實實,特別是要減少扭曲,因為這個概念我也不想多講,因為美國一天到晚攻擊中國這扭曲那扭曲,所以,我也不想強化這個概念。在今年《經濟研究》第一期我們團隊寫了這樣的文章,扭曲、趕超與可持續發展,這里對扭曲就進行了一些定義,而這里面更多的扭曲是以趕超為旗號所造成的扭曲,這樣的扭曲我們要不要減少,肯定要減少,徹底消除掉你可能做不到,但是應該逐步的減少。所以,這也是改革40年今后要走的路就是要進一步的推進政府的改革。

  我們如果把國企改了,如果把國家強的控制力改了,我們會不會在國際競爭中沒有競爭力?會有這樣的擔心。實際上我們想一想這是什么問題?外部的壓力會導致我們國內改革的扭曲。這個機制其實大家應該認真分析,我這里就講了一個觀點,這個觀點不是我個人的觀點,我是看了大量的搞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他們的一些觀點,這句話基本是他們的觀點,可能那個領域大家是個共識,把這個觀點放到這兒大家可以討論一下,這里面說了什么?歷史表明一個國家能否崛起,主要是跟你內部發展的模式,發展的治理各方面直接相關,而不取決于你的外交戰略。面對當前復雜的國際經濟環境,要練好內功,深化改革才是正途。不能秉持“敵人堅持的我們就反對,敵人反對的我們就堅持”。如果這樣的思路就會打亂我們改革的陣腳。而且有時外部的壓力會導致我們能順勢而為,可以更好地推進改革。謝謝大家。

  主持人:謝謝張教授的精彩演講。我們這一節演講幾位嘉賓都已經演講完了,并且按時按點的完成了任務。總之,我們這一節是一個呼吁改革的特殊的一節討論會,希望我們的呼吁慢慢的通過各種媒體的聲音,通過我們自己的學術研究能傳播到更廣的范圍,能有更多的人士接受,使我們的改革能進一步推進,使我們的福利更進一步的增加。謝謝大家。

  (茶歇)

  主持人:下面有請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沈越教授。

  沈越:上一節講改革,我今天也講改革,只不過從馬克思的角度講改革。張教授有一個說法,我們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成果是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踐相結合的產物,這個完全沒錯。我今天想講的內容是我們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方面40年來我們做的工作都是實踐層面的,最多是在應用理論層面的,而在基礎理論方面我們至今奉行的是蘇俄馬克思主義的那一套,這一套馬克思主義實際上就是障礙我們進一步深化改革,大家都認為要動作改革我們才有高質量的發展,會有國家治理的現代化,今天我就想在基礎理論方面講一點自己的看法,講四個問題,最后落腳點我們經濟發展的原動力究竟是什么。

  今年既是改革開放40年,也是中國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現代化最輝煌的40年,當然今年還有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就是馬克思誕生200年。可以說40年來中國經濟建設取得的成就都是在反思蘇聯計劃模式,以及相適應的政治經濟學基礎上通過改革開放取得的,然而我們對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或者叫做市場經濟的認識卻遠遠沒有達到馬克思,甚至沒有達到古典經濟學的認知水平。從中國經濟學界限有關一個似是而非的說法談起,就是馬克思沒有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這樣一個一般化的改革。為什么說它似是而非呢?說它“是”,馬克思確實沒有使用過“商品經濟”,也沒有使用過“市場經濟”的概念,說它“非”,是因為馬克思有完全能涵蓋我們今天的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概念的更深刻的更一般化的概念,這個概念就是他從古典經濟學那兒繼承來的“市民經濟”、“市民經濟制度”,“市民社會”等一系列概念,然而這一些概念在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里絕大部分被翻譯成了“資產階級”,就把它和資本主義等同起來了。

  市民經濟的本性是商品所有者,而資產階級的經濟本性則是資本所有者,誤譯使人無法準確地把握馬克思這類市民概念,甚至直接將其等同于資本主義。

  早在100多年前馬克思主義從俄國傳入中國時,這個錯誤就進入了中國。社會主義在過去的實踐中所走的彎路在基礎理論上都和誤讀馬克思的市民經濟社會理論直接相關,我把它概括三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將市民混同甚至等同于資產者是階級斗爭擴大化的理論來源。比如知識分子按照蘇俄馬克思主義的話語來講那就是資產階級或者小資產階級。當然,這肯定是錯誤的。所以,早在50年代周恩來就提出來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當然后來不讓提了,改革開放以后,小平同志又再次提出來是工人階級一分子,思想是對的,但是他的話語是蘇俄馬克思主義的話語,其實馬克思的原話語體系了知識分子算什么?他既不是工人階級,也不是資產階級。第二點,是把市民經濟等同于資產階級,就把商品和市場經濟混同于資本主義。這是我們曾經把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當成資本主義來批判的理論基礎。

  例如所謂的資產階級法權問題就應該譯成“市民權利”,我在80年代就寫過文章。這樣就把市民經濟視為社會主義的異己物在實踐中把商品經濟作為權宜之計,把價值規律視為可利用的工具,而不是尊重經濟規律的學術基礎。

  第三個問題,選擇性地把德語里的“Burger”就是市民這個詞一詞兩譯為“市民”或“資產階級”就把市民經濟社會理論搞的支離破碎,市民經濟社會理論現在我們看的比較正確的譯文主要在早期著作,所以,這個話題主要是哲學界的人關心,其實馬克思的最成熟的理論是他進行了政治經濟學研究,而政治經濟學研究中的術語基本上全部被錯誤地譯成資產階級。

  下面第二個問題講一下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與市民經濟的異同。市民經濟是從人們之間經濟關系的深層次角度概括的商品經濟或者市場經濟,而商品或市場經濟是從物,從經濟運行角度概括的市民經濟。商品經濟這個概念是蘇俄人在19世紀末創造出來的一個概念,這一點人民大學的教授有過專門的考證,為什么要創造這個概念呢?因為它把一般市場經濟的市民經濟的概念誤譯成資產階級了,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又必須有這個概念,于是乎就創造出了一個商品經濟概念。

  雖然商品經濟概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被誤譯的市民經濟,但是它卻抹去了市民經濟所反映的最重要的信息,即人們之間的經濟社會關系,有見物不見人的拜物教之嫌。這是蘇俄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只見物,不見人。

  蘇俄馬克思主義的拜物教傾向不僅見于商品經濟替代市民經濟,用商品經濟社會替代市民社會,還突出地表現把馬克思主義追求的最高目標人的解放拜物教化,即把最高目標設置為生產資料公有制,馬克思看來,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和自由人的聯合體才是它的終極追求木比,生產資料及其所有制關系身外之物,公有制不過是實現人類解放的派生條件,是手段。這種把目標和手段頭腳倒置的正是蘇俄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性的缺陷。楊春學教授講了消滅私有制的問題,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里使用的德國哲學的一個詞,揚棄,當然也可以譯成“消滅”。我傾向用揚棄,揚棄后保留的是馬克思在《資本論》所講的個人所有制。而個人所有制的前提是個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市場經濟是西方人在19世紀末創造出來的概念,吳敬璉先生1991年做過考證,強調的是資源配置,甚至僅僅指價格機制,具有一個典型的“工具性”特征。以新古典為核心的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拓展了古典經濟學市民經濟的研究視野,他們對市場機制以及對現今中國經濟運行的分析當然不可或缺。但是它對市民經濟深刻內涵缺乏足夠的重視,通常這幾個東西把它的作為經濟運行的外生變量被忽視,這個對已有成熟的市民經濟的西方社會來講可能不是太大問題,但對中國尚未成熟,亟待完善的市場經濟來說卻明顯缺陷。對人們之間經濟關系的分析和對歷史文化因素的研究恰恰是馬克思的市民經濟社會理論的優勢。

  第三個問題,市民經濟社會的本質規定,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花了很大篇幅專門討論市民經濟的本質規定,簡單講就是四個字“自由”與“平等”,當時有時馬克思用的不是“自由”,是“獨立”,它把商品使用價值使用的本原規結為市民個人的獨立和自由,認為正是個人天然稟賦的差別以及所處的資源環境的不同,形成了勞動產品的千差萬別,構成了市場交易的物質基礎。另外,他把商品價值歸結為市民質檢人人平等,認為只有在現代市民社會中不同的勞動才可能通約為“無差別的一般人類勞動”,這使商品成為“天生的平等派”,等價交換,公平競爭才有可能成為現代市民經濟的基本原則。

  它還構建起一個“前市民”社會和“市民社會”,但是我們馬恩著作里大家看不到,都是資產階級,還有后市民社會。人類歷史演進的三形態模式。

  當然,我們現在有許多經濟學家也做這方面的研究,也強調三形態模式,但是三形態模式是受我的影響把它概括為自然經濟、商品經濟和產品經濟三種形態,這也是見物不見人。內容上是一致的。

  他還尤其關注前兩個社會形態,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社會轉變的這一個進程,它把它稱之為市民化的進程。名詞動詞化,動詞在第二分詞作為形容詞化。我們把這個詞已全部翻譯成“資產階級化”,這既夸大了資本主義的歷史進步意義,也擴大了資本主義的隊伍,這就是蘇俄馬克思主義做的這一套,把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現代法律體系建立、市民革命的一系列的歷史巨大進步都歸結為資產階級或資本主義的功勞。其實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是在市民化基礎上才逐步發展起來的,它不僅意味著封建的有產市民的資產階級化,也意味著城市下層居民和農民的無產階級化。資本主義其實不過是市民經濟(社會)的一種特殊歷史形態,或者是西方社會實行市民化的一種結果。同樣,改革開放社會主義是市民經濟(社會)的另一種歷史模式,就是有中國特色的模式,而不是基督教文明下的模式。

  40年來中國經濟增長的原始動力。鴉片戰爭后中國被迫卷入世界經濟體制中開始了現代化的艱辛歷程,從這一進程的制度上講就是馬克思所稱之為的“市民化”。在最初一個多世紀里,中國的這一進程都十分緩慢,直到40年前的改革開放,這個進程才步入了快車道。

  其要旨在于賦予了中國人獨立自由、平等的市民地位,解放了最有活力的勞動生產要素。一方面改革開放讓人們從各式各樣的依附關系中解放出來,成為經濟上獨立自由的個體,中國人從此告別了數千年來以人身依附為特征的前市民社會,向自由人聯合體邁出了關鍵的一大步。

  我概括為四大自由,第一個是交易自由,放開價格的基礎上形成了自由交易,不僅解決了計劃體制下短缺的頑癥,更重要的是它使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得以發揮。第二個自由,擇業自由,改變了由政府安排夠也的計劃體制的做法,不僅解決了城市居民就業難的問題,而且在過去40年中吸納了數以億計的農村生育勞動力,使他們從勞動生產率低下的農業轉向了生產率更高的紅色服務業。

  近年來,中國已經從過去認為無法解決的就業難的問題變為了勞動力短缺。一方面勞動成本的上升使中國過去經濟發展主要依靠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進入到了高質量的發展階段。另一方面,勞動力的短缺推動了工資上揚,使勞動者能更多地分享自己的勞動成果。記不得哪位教授講了,不能把工資上揚看成是問題,而是成果。

  第三,經營自由。改變了過去只有國家才能創辦企業的歷史。所有人都有權創業創新,進而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形成了公有制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格局。經營自由同時為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的成長提供了生成和發展的環境,一批批勇于進取,善于開拓的企業家階層前仆後繼,不斷引領中國經濟的發展壯大。我們可以講,如果沒有經營自由這一條,就不可能有任正非,也不可能有馬化騰和馬云。

  第四個自由是遷徙和居留自由,使勞動力資源在全國范圍內,乃至全球范圍內配置,從農村到城市,從低收益的農業專項收益更高的工業、服務業,對于了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

  當然,按照馬克思的市民經濟社會理論,任何限制個人遷徙和居住自由的做法都是倒退。所以,經濟學家在這個問題上有個共識,政府是應該為人們追求美好生活服務的,你怎么能剝奪老百姓選擇居住的自由權呢?大家都有個感覺說改革倒退了。

  最后一句話,把原計劃體制下不切實際地追求結果平等轉變為追求前提和機會的平等,進而形成了獎勤罰懶,天道酬勤的激勵機制,給發展提供了巨大動力。

  中國人有幾千年勤勞節儉,善于學習,善于經營的傳統,給了一點自由,給了一點追求改善自己生存狀態的權利,這也是我們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最原始的動力。當然,這也會造成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在馬克思看來,這是市民社會無法克服的內在矛盾,熊掌和魚不可兼得,人們最多只能在效率與平等之間尋求一種暫時的均衡。為了邁過這一個市民經濟社會無法逾越的障礙,馬克思才設計出了超越市民權利的狹隘眼界的共產主義的分配模式,盡管這個模式在現階段遠沒有實現的條件,但是從邏輯上講,馬克思的理論是能夠自洽的。謝謝大家。

  楊春學:沈越教授是我們近代經濟學家里懂德語,而且會看馬恩著作德文版的人。下面有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李建偉研究員演講,大家歡迎。

  李建偉:非常高興今年又能如期參加論壇。從上午到剛剛沈越教授講的,大家都圍繞著高質量現代化,都是一些高大上的議題。我們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近期也沒干別的,也是圍繞著這些問題在討論。個人對這些高大上的問題總是想不明白,說我們現在要高質量發展,也就是說我們過去的發展質量不高?什么樣的發展是質量高的,前面講的時候編個筐,我覺得裝的東西都很好,但是至少共享發展給裝進去了。剛才沈越教授講到最后的時候也講到收入不平等的問題,這是一個不可逾越的障礙。但是我個人這幾年一直在研究收入分配問題,已經三年了,第一期很塊要結束,我想接著沈越教授講的我講一個小的,講一些收入分配里居民的收入分布是不是正態分布或者為什么是正態分布,如果正態分布的話,后面居民收入差距到底是怎么演變的,有沒有規律性的東西。比如1955年庫茲捏茨的倒U理論成立不成立。中國居民的收入分布的分布特征到底是不是一個正態分布,做一下估計,最后提點政策建議。

  我所有關于收入分配的研究都建立在一個前提下就是它的分布肯定是一個正態分布,很多次有學者給我提出質疑收入分布是正態分布這個說法,說聽說過收入分布的二八定律,20%的人拿了80%的收入,沒有聽說收入分布是正態,其實這是兩個概念,所謂的二八定律是財富規模在人群中的分布,我們這里研究收入分布的正態特點是人群在不同收入水平上人群的分布是什么樣的形態。

  為什么說收入分布是一種正態分布,想來想去想到了智商,這篇文章在《改革》發了,國內外的學者研究都表明居民的智商分布是一個正態分布,美國學者研究非常有名,這些人研究完了以后據說走到大街上被人打,為什么你是聰明人,我們的孩子就是笨蛋。但是他的研究還是有道理的,國內很多學者研究也是這樣,智商分布基本是正態分布的。

  歐洲學者研究各個國家之間智商也是有明顯差別的,解釋為什么各個國家都在改革,中國能夠成功,因為中國人的智商水平平均水平在全球是很高的,中國人聰明。都是用智商分布來解決經濟增長的問題。

  關于智商影響因素美國學者市教育可以給許多人賦能,但是無法把一個笨人變聰明,比如智商100的人經過嚴格訓練以后和一個高智商的人他的工作能力可能比高智商的人要好,但是這個聰明的人他后面一旦有了機會以后肯定會后來居上。我們國內很多的實證研究也證明父母的職業,父母的文化程度對小孩學習成績各方面都有影響,但是我覺得這一塊跟美國學者研究的結論差不多的,因為文化水平高的父母一般來說也是聰明的父母。所以,他就把高智商這個因素遺傳給了孩子。另外,他可以提前開發小孩的智商,讓他掌握更多的東西,然后學習考試過程中可能比別的孩子成績更好一些,但是這并不能否定智商分布不是一個正態分布或者智商本身是不是先天的。我認為智商先天性這一塊還是有道理的。

  智商分布是正態分布的情況下,人力資本假設單位智商在單位時間獲得的學習能夠是一樣的,每個人的人力資本擁有的水平就取決于你智商的差距,它本身肯定也是服從正態分布的。你學習條件不一樣,比如說你把學習資源更多的給了聰明的孩子,改革開放初期聰明的人可以獲得更多的學習資源,這種情況下人力資本的分布肯定也是一個正態分布。至于說如果人力資本的邊際都是收益不變,你轉移越多,人力資本的差距會越大。如果人力資本都是收益邊際收益是遞減的,你轉移它有一個極限,轉移到一定程度達到最大值以后再過度轉移整個社會的人力資本水平會下降,而差距還會進一步擴大。所以,把結論告訴大家。

  無論怎么說,智商是服從正態分布的情況下,整個社會人力資本的分布肯定也是一種正態分布。而這種學習資源的調整它會改變整個社會人力資本總的水平,在人力資本投資收益遞減的情況下,你的轉移有一個最高值,它不可能是無限擴大的。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給論。

  從人力資本我們再延續到居民收入,居民收入這塊我把它分成三部分。第一,工資性收入、你擁有多少人力資本能獲取的報酬。第二塊是財產性收入,第三塊是轉移支付。這是我們平常分析收入來源四部分,我們把前兩部分歸結為人力資本帶來的收入,后兩部分是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支付。在智商和人力資本均服從正態分布的情況下,人力資本的收入也必然是一個正態分布。需要強調的,既然人力資本投資邊際收益基本是呈遞減的,也就是你給他的時間越多,他邊際收益會不斷下降,你調整這個學習資源前期可能會增加整個社會的人力資本收入的平均水平,但是它有一個極值,過了這個極值以后他就會繼續改變,就會造成教育資源的浪費。反過來大家把更多的學習機會給低智商的人,這時他的提升水平也有一個極值。高智商和低智商群體之間收入水平的差距縮小也有一個極值,達到這個極值你進一步轉移它就不會進一步縮小了,可能會擴大了。這是關于人力資本收入分布。第一,它是服從正態分布的,第二你調整學習教育資源優極限,并不是無限擴大的。

  工業化過程中人力資本、收入差距到底是不是呈倒U型的?通過這個理論就可以很好地做出解釋。比如早期我們整個教育資源是有限的,大家都講機會平等,通過你個人的能力獲取學習機會,這時聰明人肯定會獲得更多的教育機會,也就是獲取更多的教育資源,這個時候把有限的教育資源轉移到高智商群體整個社會的水平會提升,同時整個社會收入水平也會提升。但是它有一個極限,不會無限提升,達到一定程度以后就會往下走。

  工業化后期收入水平都提高了,這個時候低智商的人也能獲取更多的教育資源,慢慢的大學教育普惠以后,這時由教育學習條件造成的收入差距或者人力資本差距就會不斷縮小,慢慢回到平均智商的相對差距。這個時候由智商差距引致的人力資本收入差距也會進入一個縮小的過程。前面擴大,后面縮小,到一定程度達到一個極值,這就是倒U理論從這個角度來說是有根據的。

  第二,窮的人越窮,富的人越富,人力資本或者智商差距造成你收入差距是有極限的,不可能無限擴大。為什么在現實社會中還有一個收入差距無限擴大的可能呢?很重要的是來自于財產性收入。我們分析時分成兩部分,一個是你前一代的資產,另外是你個人通過儲蓄的資產,通過迭代以后最后形成幾何級數的發展態勢。也就是在你前代前輩資產也是正態分布的情況下,我們稱為“原始資產”,原始資產形成的增值資產也服從正態分布,但是它的絕對差距隨著時間推移會呈幾何級數擴大。由你個人人力資本收入形成的收入差距本身隨著時間的推移也會呈幾何級數擴大的態勢。所以,我們收入差距在縮小,但是財富差距卻在擴大,為什么?很重要的原因就在這兒。

  第三部分轉移性收入,包括我們中心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都說現在是反向轉移,其實理解是錯誤的,為什么?因為任何國家社保,轉移性支付都是跟你的財產收入,跟你人力資本收入掛鉤的,你收入水平越高最后你拿到的養老金可能越高,為了鼓勵大家參保。但是大家都知道你收入水平越高交的費也越高,你拿到的肯定比高收入人群交的要少,雖然高收入群體的保障水平比低收入群體要高,但是從整個轉移支付的過程來說,他并沒有因為轉移支付制度造成這種收入差距的擴大,而是相對轉移支付之前你轉移支付之后你的收入差距還是縮小的。所以,逆向轉移支付的提法一定要慎重。

  做了很多理論分析,肯定得找點證據,找證據比較困難,我們的統計數據不太支撐,我就選了各省市居民收入數據。

  2016年31個省市自治區可支配收入,財產性收入,轉移支付凈收入。它基本上都是同向波動的,也就是它是高度相關的,你的人力資本收入高,你的財產性收入也會高,你的轉移支付凈收入也會相對較高。當然,在論文中我也做了一些相關性分析,他們是高度相關的,后面人口占比很重要的是為了把正態分布的函數求出來。

  這個圖(見PPT)針對所謂逆向轉移支付的問題。總的來說低收入到高收入轉移支付凈收入占比總的來說是一個下降的趨勢,收入水平越低的,你的轉移支付占你收入的比重越高,到后面高收入相對就下降,這就是轉移支付制度對縮小居民收入差距起作用的。相關關系說明以后,它服從正態分布你得把分布函數求出來,我也拿出圖花了很多工夫,函數就是一個正態分布函數,你怎么把它拿出來,做很多工作。

  人力資本收入紅線是實際分布,藍線是我們估計的正態分布函數給它做的模擬估計,基本上方向還是差不多的,財產性收入分布也差不多,高度相關。還有一個是各個省的轉移性凈收入分布,它本身也是一個正態分布,無論是你的實際分布,還是正態函數做出來的都一樣。

  做這些東西到底想干啥?幾個正態分布的線性組合永遠都符合正態分布,合在一塊同樣也是一個正態分布。分析半天分析這個東西干嘛?一個為了我們做收入分配跟經濟增長的關系提供一個理論基礎,另外一塊對下一步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也要提供一個最小的基礎。既然收入分布是正態分布,發展過程中你由人力資本造成的收入差距是有規律的,是一個倒U型的,財產性收入雖然是正態分布,隨著時間的發展有可能會成為你收入差距繼續擴大的一個很重要的來源,我們設計收入分配制度的時候一定要注意兩點,里面有很多小的,至少這兩點,第一要正確認識普通發展階段居民收入差距演變的特點,以及存在差距的客觀必要性,要保護不同要素在不同時期的合法收入。所以,沈越教授說的收入不平等的問題是不可逾越的一個問題,因為大家的智商不一樣。

  第二,我們現階段必須要高度重視居民財產,以及財產性收入差距對未來收入差距的影響。為什么要提這個問題?因為本來做這篇東西想再寫一篇,這是一個普通的現象,全球基尼系數在下降,但是收入兩極分化在擴大,財富兩極分化也在擴大,中國也一樣。2007年以后我們基尼系數在下降,總體上收入比例也在下降,但是我們收入兩極分化的問題沒有相應的下降。現在2016年差不多1%的高收入人群占整個收入的10%,和底下50%的比重,2014年以來就沒動。另外,我們財富差距,居民財富基尼系數現在上漲擴大很快,下一步按照它呈幾何級數發展,如果我們不采取相應的措施,比如征遺產稅,下一步這一塊就會成為我們收入差距,包括基尼系數進一步上升的重要來源。這兩點在大家研究收入分配制度的時候一定要高度關注。

  我演講到此結束,謝謝大家!

  楊春學:下一步我們要求李建偉研究員繼續研究一個問題,東部地區的教育發展是不是已經達到一個極限了,那大量的教育應該投到我們西部貧困地區,提高西部人民的智力,讓我們后代智商跟你們東部地區距離拉小一點,不然我們就沒指望了。

  下面有請彭建強教授。

  彭建強:建偉部長講的非常好,一些主要因素是由智商的分布決定的,怎么改變命運?政府怎么起作用?否則永遠沒出路,讓智商高的和智商低的,窮的和富的,漂亮的和丑的融合,你要想拉平差異可能就這樣,社會上好多現象也有這個道理。

  我跟大家匯報的題目,“雄安新區與京津冀協同發展”,我只講其中的一點內容,準確講應該叫雄安新區新的含義。

  大家累了以后想兩個時間節點,2035年,大家不要再疲憊了,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2050年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你想這兩個時間節點你會充滿生活的希望,在座的各位都能看到這一天,我們要關注推進這個進程。

  現代化有著全面協調、均衡協調的含義,一個發展差距特別大的國家我們不能說它是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可能局部現代化了,不能稱為一個現代化國家。所以,無論是基本實現現代化還是現代化強國,都對均衡協調有著內在的要求。雄安新區與京津冀協同發展要解決區域均衡協同發展,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和值得關注。

  2014年中央正式提出實施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2017年提出決定設立河北雄安新區,黨的十九大以后做出這一系列新的新時代的新判斷以后我們就更好理解雄安新區GDP協同這種新時代為什么是重大的國家戰略,就是因為它針對的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京津冀的問題主要是發展不平衡、不協調,是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一個區域性的典型和縮影。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就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我們常說河北與它環繞的北京之間我們總結叫“斷崖式落差”,這個問題就是在新時代新征程,新征程是什么?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這個新征程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的。

  在這里大家都熟悉,雄安新區大家也都有了解,京津冀協同也有了解,我還要強調一點,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的核心內容、核心目標用一句話來說就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這兩句話要變成一句,缺一不可。你不能光關注前面的不管后面的,這是完整的一句話。

  雄安新區的定位、使命和目標也是有兩個方面,雄安新區的定位一方面首先是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疏解的承載地,同時雄安新區的定位非常高,他是一個踐行新發展理念的創新發展示范區。這幾個方面不是引領就是示范,這個定位非常高。雄安新區一定在承接北京轉移來的功能和它自身的定位目標方面推動經濟的協同,一定都得發揮作用。

  前一段時間大家都很關注,今年4月14日中央批復了《雄安新區規劃綱要》。這個《綱要》出臺以后,媒體全文發布了,大家沒有讀的我建議一定要讀這個《綱要》。這個《綱要》給我們勾畫了雄安新區的框架和美好的藍圖,也是以后雄安新區推進建設的一個基本依據,我讀了以后非常想到雄安工作和生活,如果你還沒有那是你了解還不夠,你仔細看一遍就會產生這種想法。

  這個《綱要》包括十大內容,涉及到總體要求、空間布局、城市風貌、生態環境、公共服務、高效交通、智慧城市、城市安全體系、規劃實施等諸多方面,大家談論雄安新區的時候,說的比較多的就是雄安新區多么多么好,清新明亮,水城共明,高端高精尖。除了這個以外,我提醒大家注意,雄安新區還有更重要的功能和使命就是它發揮它帶動周邊地區協同發展的作用,這方面一定要給予關注。當然,雄安新區的規劃建設是一個過程,有些問題是推進過程中逐步深化,從這個角度來考慮我是關注兩個問題,在此給大家匯報,只是一個思考或者提出問題。

  首先,北京的疏解和雄安的承接如何對接。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雄安一方面定位是承接地,再一方面它有自己非常高端的高質量高水平現代化城市的要求。北京轉移什么,雄安承接什么它倆是不是一致。中央意見也是這樣,雄安只能承接符合雄安定位的,符合雄安發展需要的這些東西。有高校、科研單位、企業總部、金融機構,還有一部分事業單位,北京一定要轉出一些,因為你是按功能分類,你得轉出一些高水平的東西,北京還要轉低的,低的轉到雄安以外的地區,北京要轉出一些高水平的,雄安不完全局限于承接北京的,因為不夠,除了從北京承接以外,還得在全國和全球滿為內聚集高端的資源要素,因為雄安創新驅動的新引領,打造高端高新產業,而且綱要里明確提出打造全球創新高地。所以,聚集的高端資源部據限于北京。

  在疏解和承接還要注意這么幾個方面。一是要以功能疏解來帶動人口疏解。應該是按照功能分類,選擇轉移哪些非首都必須的功能成分。通過這種疏解來帶動這個領域的人口的轉移,功能不轉移人口也轉移不了,存量疏解和增量疏解。解決北京的城市病存量疏解才有意義。增量疏解對北京來說不解決問題,增量疏解對雄安來說起支持雄安的作用。所以,哪些北京不要的要轉走的,那些北京還要雄安也需要,北京要支持它建設高水平的現代化城市,支持雄安提升公共服務和配套條件。實際當中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本來政府可以引導規劃或者可以支配的存量疏解別都做成增量疏解了,這個比較麻煩,要注意這個。最后都是增量疏解,北京的問題解決不了。

  第三個要注意的,功能人口的疏解和政策機制的疏解,要把一部分功能人口轉移到雄安,相應的你得有政策機制,在雄安也得有疏解,也得有創新。一方面你要有政策保障,讓轉移到雄安的這些功能和人發展得更好。同時,還得保障北京轉移出去以后騰出的空位,解決大城市病過去說一句話,外科手術,這其不夠,必須外科手術加上內科治療,釜底抽薪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第四,疏解承接過程中要提質增效,協同的本質本來就是1+1>2,1+1+1>3。所以,不能當成一些人和單位簡單的搬家,應該在這個搬遷過程中提質增效,甚至是一種功效新生和再造,使之雄安發揮更好的作用,這樣才能通過北京的功能疏解推動雄安和京津冀的協同發展。

  第二個問題,如何統籌雄安新區與周邊地區的融合發展。大家想這個問題也比較難,從大的方面來說,跟北京的融合好理解,因為雄安是北京首都的功能關聯城市。所以,它的一些政策方面肯定是相同的,至少是相當的。難的是雄安和周邊的河北其他地區的關系,人們自然就有兩個疑問,雄安會不會成為一個獨立崛起的孤島城市?肯定有這個想法,這就得看雄安的特殊政策和雄安的高門檻是什么樣的一種特殊政策和高門檻,如果沒有特殊政策就沒有吸引力,高端要素吸引不來,有了這個特殊政策,你這個經驗是不是可復制可推廣的,我們一直說要創造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沒有門檻不行,一股腦都進來了,有了門檻就有一個人的隔離,包括戶口、公共服務,社會福利政策,要有一個隔離,特別是雄安和它周邊的區縣,和保定并列在一塊,人們可能就會比,雄安跟保定周邊會不會有落差?第二個疑問,雄安能否充分有效地發揮它的區域對周邊的帶動作用,雄安帶動冀東南,帶動河北省,整個京津冀。帶動作用多大,依據過去的經驗,過去有北京,雄安建起來我們帶動河北,為什么北京沒有帶好?北京帶不動雄安能帶動嗎?為什么雄安有新的含義?就是要解決這些問題。

  這兩類疑問指向一個共同的問題,就是雄安新區與周邊地區的關系如何,如何讓雄安新區高質量、高水平的現代化城市能夠帶動周邊地區的區域協調的發展,這就需要統籌規劃,產業聯動,政策對接,融合發展,跟周邊地區的統籌融合協同兩個層次,特別近的一個范圍內屬于統一規劃的,屬于統一和一體的范圍,比如雄安和跟雄安接壤的周邊的近距離的范圍就需要統一規劃,《綱要》說得很明確的,對周邊地區的產業統一使用負面清單,生態統一治理,就管控起來,這是一個統一的規劃問題。

  再遠一點還有一個對接,協同規劃,規劃對接,分成這兩個方面。在這方面特別突出在生態治理和產業。區域生態治理不光距離近遠,還有誰,還要考慮流域。規劃里第到對周延的管控,管控應該注意它的含義,對周邊的管控能發展什么,不能發展什么,包括生態要治理,一個是約束的意思,“管控”是我們過去習慣用的詞,還有支持的意思,告訴它不能發展什么,不能怎么做,同時告訴他發展什么,做什么,既有約束,還得有支持,告訴他發展什么做什么還得有支持,誰來負責支持實現。雄安以外的外圍地區涉及到一些生態治理,誰投入,誰來做,這個問題必須關聯考慮才是一個協同的。所以,雄安的規范建設不局限于雄安1770平方公里的范圍內,它的經濟水發展關聯到外部一個區域,按照一個自然經濟區域統一考慮雄安的發展。

  改革開放40年來,我們在采取非均衡發展戰略加快發展,使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方面取得了成功,積累了經驗,但是在如何使先富帶后富,如何實現區域均衡協調發展方面我們經驗不足,從各地的實際來看,打造一個特區,打造一個新區,只要我們用工用到了,使之快速崛起相對比較容易,讓它帶隊周邊地區的協調發展可能相對比較難,效果也不足。所以,新時代,新征程,在現代化建設的后半場,這一段大家都看足球比賽,到了后半場面臨新的主要矛盾,后半場踢球策略就變了。所以,我們發展的策略也要有所。不能老重復昨天的故事。作為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新區開發,新的自貿區打造要特別注意它和周邊區域的關聯規劃,關聯政策,關聯發展,關聯利益。

  回到雄安新區,雄安新區有引領和示范的意義,它不只是一個高端的先進的現代化城市的物質基礎示范,更是能帶動區域協調發展的體制機制政策創新的示范,從這個意義上說,雄安新區才是不同于以往的新區,才是踐行新發展理念的新的新區。這是我的學習體會給大家匯報,希望大家關注雄安。講的不妥的地方請大家批評。

  楊春學:下面有請湖南大學陳樂一教授演講,大家歡迎。

  陳樂一:大家下午好!感謝組委會年年邀請我來參加會議,年年安排我做大會發言,我年年參加,從2007年開始,上午劉霞輝研究員致辭的時候講的很好,大家說這個會開得很好,年輕的也變年老了,我就是這一類人,我參加這個大會的時候正好四十歲,現在也五十多歲了。我祝愿這個會議年年開下去,越開越紅火。

  我的題目緊緊圍繞經濟增長與經濟周期的主題,同時今年改革開放40年,我也把這兩個都結合起來,一個是改革開放四十年,不離開周期這么一個問題,選了這么一個題目——“改革開放40年的物價周期波動特征分析”。

  我最近幾年一直做國家社科重點課題,新中國以來的物價周期波動,部分內容屬于矢量分析,談點我的獨立研究。年齡大一定的同志都很熟悉,但是年紀輕一點的,我們大學里的學生讀了二十三十年不熟悉這些歷史,他們覺得還有新意,我講課他們還感興趣。

  張平研究員給我很大啟發,改革開放40年以來的經濟理論的探索,我與他相對應,改革開放40年以來改革的初步分析,張平研究員是高屋建瓴,有重大意義的。我做的是初步的分析,膚淺的,希望也有點小意義。

  這個圖大家都很熟悉,CPI物價,一般1953年年以來,我提前了兩年,1951年開始,GDP的圖也是1953年以來的。把這兩個圖結合在一起,紅色的表示GDP,黑色的表示物價。這個圖技術上也不難,但是真正把這個圖畫好真不容易,我找了幾個研究生畫沒畫好,只好找博士生畫,一般的博士生可能也畫不好,找大學學的數學了四年專業的,按我的要求修改了好多次才畫成今天這樣,技術含量不高。我給學生經常講不要小看小事情,大家都會做,真正做的比較好真不容易。人生也是這樣的道理。比較系統完整的圖,我還沒有看到。

  紅色的表示GDP,一般的線表示物價。我這個題目是改革開放40年以來的物價波動,改革開放40年離不開改革開放以前,講改革開放你就離不開計劃經濟,1978年,1977年為界,GDP1976年是個波谷,物價差不多也是1976年,1977年物價漲了一點,GDP1977年也漲了,1978年波峰。

  區別是什么大家都很熟悉,我只是系統地梳理一下改革開放以來。改革開放以前的,我跟我的學生講的,改革開放以前計劃經濟體制下GDP大起大落,物價也有個波動的問題,波動也很明顯,最明顯的物價是1961年曾經漲到16%,1962年、1963年降到-5.9%,計劃經濟體制下曾經有這么一段物價這么大起大落的歷史。這倒不是創新,這個現象計劃經濟體制下物價曾經大起大落的,不光是GDP大起大落。1961年之后物價有一些波動也是明顯的。

  文革十年,1976年,物價基本固定的沒有變化。改革開放以來,80年代GDP和物價波動,90年代很完整的波動。物價滯后GDP一年或者兩年,GDP1978年波峰,物價1980年波峰,GDP1984年波峰,物價1985年。GDP1987年波峰,物價1988年波峰。GDP1992年是波峰,1994年物價又是波峰,很明顯的80年代、90年代的情況,研究改革開放40年研究80年代、90年代更有代表性的意義,特別是80年代。物價和GDP吻合度很高的一個波段很值得我們研究。這么研究80年代GDP的物價,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好好研究一下這個時期物價、GDP波動,很值得研究的。

  80年代我正好讀大學,當時我們看一些文章有一些印象很深的,經濟理論現在各位印象很深的,80年代、90年代印象很深的。

  典型時期的物價周期波動,我把改革開放以前計劃經濟地質下好好探索一下。時間問題也做個探索,政策研究高屋建瓴的。1957-1965,完整的物價周期波動。這9年時間,1957-1959年形成一個隱性的通貨膨脹時期。1960、1961、1962三年物價高漲期,這其實當時的經濟滯脹,這其實很典型的,當時計劃經濟體制下經濟的滯脹停滯和通貨膨脹。1962、1963、1964三年又出現典型的緊縮型的經濟增長。通貨緊縮型的增長這幾年GDP漲上來了,1963、1964、1965,GDP有波峰,物價1963年百分之五點多,1964、1965這幾年物價都是負的,通貨緊縮。1963、1964、1965通貨緊縮型的經濟增長,我自己探索,沒有參考其他文獻,1961、1962滯脹,之后緊縮型的增長。

  1957-1959,低名義物價與隱性通貨膨脹。1960-1962年叫混合型特征:計劃失靈與結構性的物價高漲。1960年經濟困境與價格上漲,1961年政策調整與物價飛漲,1962年是全面調整與物價上漲。1963-1965的非典型特征,國民經濟調整恢復與體制性的通貨緊縮。1963年計劃體制逐步恢復與物價下降,1965年全面恢復。物價波動的原因及機理是什么?從需求角度來看,雙因素形成了通貨膨脹缺口,財政赤字型的投資膨脹和職工擴張型的工資增長,雙失調擴大了供需缺口,工農比例失調擴大了農夫產品缺口,商品市場缺口擴大。雙軌制觸發了物價上漲,當時也有雙軌制,計劃經濟下的平價商品和市場定價的高價商品。

  二元體制形成物價“調節器”。1966-1977年的物價周期波動表,集市貿易消費品價格指數增長即使文革是企業體現出波動很明顯的,也有波動,集市貿易消費品價格還是表現出了相對劇烈的周期波動。集市貿易消費品價格總指數更能反映真實的物價波對情況。集市貿易消費者價格更能反映真實的物價情況。

  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物價周期波動,我們總結波動的特征,體制性特征,顯性特征和隱性特征。市場化取向改革,價格改革按照經濟體制改革的要求,同國有企業的其他改革協調配套。90年代物價波動很大,繼續堅持市場化改革,加大農產品監管力度,深化金融體制改革。總體改革開放以來歷次物價波動的啟示,物價波動中的公眾預期因素不斷增加。

  對策,提高勞動生產率與優化企業成本結構并進,減輕勞動力成本上升對物價波動的影響。這是我獨立研究獨立得出的結論。加強凍脹預期管理,形成理性和穩定的預期,運用大數據等信息技術地方價格監管水平與預警能力。“物價云”,現在講的很多了。進一步推動物價大數據的開放共享,完善互聯網+物價監測預警體系。加強對國際商品市場價格監測。深化國內價格體制機制改革,穩步放開國內市場價格,完善市場供需決定的價格形成機制,加強全方位的價格聯動監管。實行結構性的價格運行調節,確保價格平穩運行。謝謝大家。

  楊春學:所有發言者里只有陳樂一教授發言我感覺很親切,他跟我普通話說的一樣好。 下面有請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室常欣主任。

  常欣:感謝會議主辦方再次給予這樣一個機會和大家進行交流。下午的發言我感覺可能總體上來講,更多的是從偏中長期的視角,我可能更多的還是從一個短期的視角來跟大家分享一些最近研究的體會。

  今天是6月30號,意味著今天過去上半年就整個過去了,回顧上半年宏觀經濟運行的情況,我個人感覺可能有兩大關鍵詞或者兩大風險是值得關注的,一個是所謂的下行風險,第二就是信用風險。下行風險三大需求同時出現了下行的壓力,這也是非常罕見的一個現象,唯一所謂的一枝獨秀,唯一的亮點就是房地產投資出現了所謂的韌性回升,但是怎么看這個問題,它是在特定的刺激條件下出現的,這種刺激政策面臨退出,房地產的投資面臨一定的不可持續。

  今天我重點還是跟大家分享第二個我提到的信用風險這個問題,我想談一談信用風險是怎么發生的,它帶來了一個什么樣的效果,產生了什么問題,我們采取什么樣的應對的舉措。

  具體來說主要分4個方面的問題。第一個是想談一下金融去杠桿背景下的緊貨幣到緊信用,也就是信用風險最終回顧它的背景的話還要追溯到金融去杠桿。當然這里分兩個階段,一個緊貨幣階段,一個緊信用階段。第二,談一下信用收縮過程中的二元融資結構固化,也就是隨著信用收縮出現了一個問題,一個效果就是二元融資結構的固化,所謂二元融資結構這是我個人的一個界定,如果從不同的所有制屬性里看,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在資本或者資金的可獲得性和融資成本上面臨不對等的融資條件,所以出現了二元融資結構,隨著信用收縮,這種二元融資結構出現了固化或加劇的趨勢,這是我想談的第二個問題。第三個問題,我最近也看到所謂的高頻數據,也就是月度數據來看,民營企業出現了一個快速的加杠桿過程,如何理解這樣一個加杠桿過程,目前我還在思考過程中,我現在暫時把它界定為被動加杠桿,有的研究者把它界定為惡性加杠桿。不管什么定義,我覺得這個現象是值得關注的。它和信用收縮也沒有什么直接關系,如果有關系,是不是出現了所謂的誤傷實體經濟的現象,也出現了所謂的去杠桿的主體錯配的問題,這是需要關注的。

  第四,要避免去杠桿的主體錯位還是要圍繞著國有企業去杠桿這樣一個核心的環節來加以實質性推動,而這種對于的路徑我覺得唯一的路徑還是動作效率的改進。所以,這是我要講的主要內容。首先,金融去杠桿背景下的銀行資產負債表收縮。去年,也是在這里我跟大家分享了一下當時金融去杠桿的一個基本的情況,一年過去了,這個趨勢還是延續,而且有進一步明顯的態勢,金融去杠桿核心的一個表征的指標就是銀行的資產負債表的一個總資產的收縮。這個實際上我們看到這個圖當中也是非常明顯的。另外一個現象所謂的同業資產,也就是說其他存款性公司其中資產負債表中對其他存款性公司的債券和對其他金融機構債券加總的債權加總出現下降,2016年下半年伴隨整個金融去杠桿在整個銀行資產負債表中出現這樣明顯的跡象。

  在金融去杠桿的過程中實際上是兩個不同階段,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是不一樣的。第一個階段叫緊貨幣階段,2016年年中開始,主要是貨幣政策打頭陣,通過提高政策利率,通過所謂的縮短放長這樣一些政策操作,它作用的是金融機構的負債端,所以,體現的是廣義貨幣增速M2的下降。這是第一個階段,主要是金融體系內部資金的壓縮。所以,它沒有作用到實體部門。

  到了第二個階段,所謂的緊信用階段,2017年末,去年年底開始出臺了一系列非常高密度的監管措施,包括對銀信通道,包括對委托貸款,特別是今年4月份出臺的所謂資管新規,一系列的監管舉措帶來的結果就是所謂的緊信用。緊信用的作用是金融機構的資產端。所以,這時候出現的一個結果就是社會融資規模的增速下滑。所以,這是兩個不同的階段。我們這個圖中可以看到M2增速和社會融資規模的增速開始從2016年10月份開始插口在慢慢擴大,到了2017年8月份達到了最大,之后出現一個收縮,也就是表明這兩個階段是存在著一個不同的實質的。這是兩階段的劃分。

  剛剛我也提到在緊貨幣階段主要是資金在金融體系內部流轉的減少,然后它主要的體現在銀行體系對非銀金融機構的資金減少,這個表通過存管性資金貸看各個來源結構對M2同比增速的貢獻率。國內信貸,對其他金融部門債券是導致M2增速回落的最主要因素,在緊貨幣階段主要是一個金融體系內部資金的壓縮問題,但是到了緊信用階段,我們就出現了金融機構它的資產收縮的一個鏡像反應,金融機構的資產端對應實體部門的負債端,反映到社會融資總量的一個萎縮。社會融資總量從大的口徑來說是三個,一個是傳統的銀行信貸渠道,第二是債權融資渠道,第三是影子銀行,包括信托貸款、委托貸款和未貼現的銀行承兌匯票,三個加總就是影資銀行,下降或者收縮最明顯的是影子銀行渠道,這和去年11月份資管新規征求意見收縮非標資產的措施是直接相關的。由此導致的是社會融資規模結構的變化。

  圖中非常明顯,在人民幣貸款隨著過去整個影子銀行的興起,人民幣貸款的占比一度下降到51.3%,2013年是一個比較低的低點,之后出現回調態勢,今年前5個月上升到90%的占比。某種程度上說金融去杠桿也代表著一定程度的金融壓抑或者金融抑制,也就使得我們在融資結構當中貸款的占比又再次回升,而這不是我們所希望看到的,我們希望社會融資規模的結構中更多的是直接融資來占更大的比例,而不是重新回到間接融資的結構。所以,這也是金融去杠桿過程中的一個副產品,也是需要我們關注的。

  第二個問題,緊信用帶來的問題,比較明顯的就是違約的風險。宏觀經濟運行上半年聽到比較多的構造“違約”,這種違約不僅包括債券市場違約,包括資管產品,包括私募、信托,包括券商資管等等都出現了一些違約,它是和信用收縮直接相關的。

  我現在想提出一個問題,為什么違約的主體主要是民營企業,這是我第二個題目主要要探討的一個問題,這個圖我搜集了一下2014年以來在債券市場上所有違約主體屬性分布情況,我們看出從2014年開始,一共出現了65家的違約主體,其中民營企業是達到54家,地方國有企業是7家,中央國有企業是4家,也可以看到民營企業占有絕對的比例,而在違約主體當追上市公司是8家,這8家全部是民營企業。

  如果我們再考慮到現在的債券發行的一個情況,債券發行主體呈現民營企業數量少,國有企業數量多的市場結構,而這樣一個結構搭配到違約主體民營企業數量多,國營企業數量少的結果,綜合這兩個結構我們可以看到民營企業發債主體面臨的風險系數是要遠遠高于地方國企和中央國企的。所以,這個是值得關注的。

  進一步還是要問這個問題,為什么違約主體主要是民營企業?從一般意義上說,民營企業或者中小企業融資難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它是在一般的市場經濟條件下業面臨這樣一個問題,主要是信息不對稱問題,征信成本高帶來的問題,如果我們進一步研究,在中國這個問題有加劇的趨勢,而這個加劇和我們特殊的體制條件是相關的,這種體制條件概括為三個方面。第一是所謂的重資產屬性帶來的增信的效果,這個可能是和所謂的金融摩擦理論直接相關。因為我們知道信貸市場是不完善的,金融銀企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所以,企業所掌握的抵押品的資產的規模決定了他從外部融資的能力,而抵押品主要是固定資產和存貨。我特別算了一下不同所有制企業的資產結構特征,從固定資產占資產總量的占比看民營企業從2003年開始一直比較穩定,35%上下。國有企業雖然占比趨于下降,但是占比的浮動要高于民營企業大概10個百分點左右。國有企業有形資產的比例是高于民營企業,特別固定資產占比高,就緩解了銀企的信息不對稱,更容易從外部獲得融資,這是從重資產的角度分析。

  另外,和隱性擔保下的增信。金融產品定價的原則,如果在不考慮運維成本和資本成本,合理利潤的前提下,有兩塊,一塊叫無風險利率,一塊叫風險溢價。無風險利率反映資金無風險運用的機會成本,風險溢價反映的是風險成本。所以,由于政府對國有企業的信用背書,普遍的剛性兌付特征導致了預期違約損失的概率趨于下降,市場對這個風險偏好得以提升。所以,使得整個風險敞口和風險溢價得到一個降低。所以,可以概括為隱性擔保下的增信舉措和增信效果。

  與此相關的,金融機構對風險厭惡的程度是非常高的,風險厭惡也是和特殊的體制條件相關的,主要和金融機構的商業化改革和利率市場化改革不徹底直接相關。這里帶來一個問題,貸款或者融資的激勵和約束機制是不對稱的。楊春學老師提到國有企業干得好不被認可,干得不好要被考核,實際上對于金融機構來講,他如果干的好也是應該的,但如果干得不好要嚴厲的問責,而且是終身問責。所以,他是對風險這方面是高度關注。所以,帶來一個約束和激勵的不對等。當然,利率市場化改革也存在這個問題,雖然我們說名義上利率市場化隨著貸存貸款利率改革的完成,好像利率市場化已經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但實際上可能最后一公里的問題仍然沒有解決。所以,總的來講,這樣一種金融的體制所帶來的一個問題就是金融機構對風險的厭惡程度是加劇的。所以,風險偏好是下降的,這就和剛才的隱性信用擔保下的增信是能夠結合的。對于金融結構來講,他更偏好那些低風險溢價的領域。所以,對于國有企業增信是給予了更高的偏好。這是二元融資結構形成的特殊體制討論。

  在信用收縮的背景下,原來一直存在的二元融資結構出現了一個固化,這個固化是和信用緊縮背景下整個市場的風險偏好下降直接相關的。所以,體現在對國有企業來講,它即使面臨金融去杠桿,邊際上受到影響并不太大,但是對于民營企業就不一樣了,隨著風險偏好的收緊,民營企業它的融資環境是在持續惡化的。所以,就出現了這樣一種固化的趨勢,這種固化體現在三大市場上,信貸市場、債券市場和非標市場。從信貸市場測算了一下小微和大中企業,小微企業主要是代表了民營企業,因為沒有民營企業的數據只能小微企業代表,貸款的增速我們看到都在下降,但是小微企業貸款下降的速度要大于大中企業,可能和所謂的斷貸、抽貸直接相關,導致兩者的缺口在擴大。在債券市場上出現了所謂的兩極分化,也就是所謂的利率債和高等級信用債處于一個需求比較旺盛的狀態,出現了所謂的超募,但是對于非高等級的債券出現了認購不足的問題。所以,民營企業我們知道它的信用評級當中一般來講中央企業的評級高于地方國有企業,然后再高于民營企業。所以,對于民營企業的低信用評級帶來的問題就是它的認購不足。所以,導致了我們看到這個圖,無論是發行和取消的占比是在上升的,整個發行量占比是下降的,債券市場上也可以看到民營企業面臨不利的局面。

  非標市場很重要的是信托貸款和委托帶看,下降非常明顯,隨著整個資管新規出臺以后,對影子銀行監管的加強。我們知道民營企業對非標渠道的依賴度比較高。所以,隨著非標渠道的萎縮,民營企業從影子銀行的渠道也受到比較大的影響。這是三個渠道從量上都受到了比較負面的影響。同時,我覺得還有一個問題,從價上民營企業業面臨不利的局面,它要比國有企業支付更高的融資溢價。這個圖是根據人民銀行的一季度貨幣政策報告所畫的一個圖,我們看到從一季度的情況來看,貸款的利率水平是非常明顯的上升,而浮動的情況,上浮利率的貸款它的占比是在增加。基本利率和下浮利率的占比在下降。所以,我們知道執行這個所謂的最低利率或者下浮利率的主要是大型企業,這樣的融資溢價情況的變化可能影響的還是民營企業。

  信貸市場上,債券市場上有研究把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所謂的信用利差做了一個比較,可以看到民營企業面臨的信用利差是在上升的,而國有企業的信用利差基本變化不大。所以,可以看到融資溢價上民營企業也是面臨不利的局面。

  第三,剛才我談到所謂的高頻數據月度數據,從去年年底開始,紅色的這條線是工業企業里的私營企業資產負債率出現了一個非常明顯的上升,怎么理解這個上升?我現在不敢說有一個比較明確的答案,我現在試圖回答猜想之一可能是從負債端來講信用狀況的惡化,體現在利率支出的所謂的財務費用占比也是非常明顯的一個上升。猜想之二,從資產端盈利能力的回落,無論利潤增速的變化還是虧損狀況的變化,包括應收賬款的平均回收期,包括產成品天數等等這些相關的利潤指標和效率指標在去年年底開始都出現了幾乎是一致的一個變化。怎么樣理解這個變化,對于民營企業這樣一個不利變化它是一種巧合,是和信用收縮直接相關嗎?或者還有其他的一些因素,比如和整個供給側改革所謂的環保限產相關或者還有一些技術性的指標,比如統計的戰略調整,這個都只是在猜想。具體什么原因還有待進一步思考,至少這個問題值得關注,民營企業它可能在信用收縮期面臨著所謂的被動加杠桿的局面,這樣的格局會帶來什么問題?所謂的主體錯配,劣幣驅逐良幣或者國進民退,上午也有老師談到國進民退的問題,所以,我現在擔心可能出現這樣的現象。

  最后一部分,為了避免這樣一個主體的錯配可能其是要把國有企業改革作為結構性去杠桿的關鍵,因為我們看到這個圖,目前來講,從不同所有制的資產負債率來看,國有企業的負債率仍然遠遠高于民營企業和其他所有制類型。所以,如果民營企業它的杠桿周期已經經歷了一個完整的杠桿周期,但是國有企業還沒有一個像樣的去杠桿的過程,雖然有些變化,但是幅度是比較有限的。所以,未來要去杠桿可能主體還落在國有企業上,當然更多的是從效率改進的角度來說。時間關系,沒法展開了。核心要化解國有企業去杠桿問題可能還是最終的特別重要的還是要關閉所謂的僵尸企業。上面這個圖可以看到僵尸企業和非僵尸企業資產負債率上差別還是比較大的。所以,要化解國有企業高杠桿問題可能還需要從關閉僵尸企業的角度,重新資產配置,通過這樣一個效率改進和整個企業資產負債表的改善來降低企業高的資產負債率。

  這是我要講的。謝謝大家。

  楊春學:感謝今天所有的發言人,包括我,感謝所有的忠實的聽眾們,感謝為這次會議勝利召開付出辛勞的老師和同學們。明天早上有三個分論壇,主要是年輕的學者唱主角,應該給他們這樣的機會,不然他們會罵我們,讓我們聽你們的卻不讓我們說,我們年輕的時候也曾經會有抱怨,不讓我們說不行。所以,會務組每年都安排青年論壇很好,今天主會場的會議到此結束。

  (結束)

top會議日程

中國證券報社版權所有,未經書面授權不得復制或建立鏡像 經營許可證編號:京B2-20180749 京公網安備110102000060-1
Copyright 2001-2019 China Securities Journal. All Rights Reserved
bet365体育在线篮球网址 江苏快3下载安装 期期准《单双中特》资料 大富豪棋牌手机版官网下载 002期特码图 长江彩票苹果 新疆25选7的开奖号码 捕鱼游戏平台 大都会彩票安卓 吉林快3 865连连棋牌下载安装